江西快三
發布人: 吳夢琦   发布时间:2022-01-10   浏览次数:


共同富裕不會是平均主義,不是‘劫富濟貧’,而是在人民普遍富裕的基礎上允許有差別的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


只有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土地的公有化,完成城市的工商業社會主義化,才能夠從根本上消除貧富懸殊。”


在東方衛視13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第128期節目中,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爲教授攜手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寒竹,帶領觀衆一起深入理解“共同富裕”的概念,並展望中國邁向共同富裕之路。


張維爲演講


最近,實現共同富裕成爲一個熱門的話題,其實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也是中國領導人在改革開放之初就非常明確提出的目標。在這裏我和大家回憶一些,當年和鄧小平同志就實現共同富裕問題的一些談話。1985828日,鄧小平會見津巴布韋時任總理穆加貝,當時我擔任翻譯。穆加貝是笃信社會主義的非洲領導人,他曾在不同的場合表示過一種擔心,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可能會使中國走向資本主義。所以在那次會晤中,穆加貝當著鄧小平的面,非常坦率地說,中國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國繼續堅持社會主義。

鄧小平非常平和地回答了他的問題,鄧小平當時說:“中國的改革也好,開放也好,都是堅持社會主義的。”小平接著說,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的現代化,還有國防和科技的現代化,但是在這四個現代化的前面,有四個字,這四個字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說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現代化”。

鄧小平當時講完這番話的時候,他的目光環視一下當時的會見大廳,好像在看大家是否聽清楚了這番話。然後他又講了這麽一段話,他說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個是以公有制爲主體,第二個是不搞兩極分化。鄧小平接著說,我們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現在這兩種所有制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時,我們也發展一些個體經濟,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我們也歡迎中外合資合作,甚至歡迎外國獨資到中國辦工廠,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


鄧小平用的是當時的主流政治話語,但實際上他已經大大地拓寬了公有制的定義。他已經把當時中國正在進行的公有制改革都放在公有制的定義之內,比方說當時農村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實行土地集體所有、但包産到戶、長期不變,這是一種新型的集體所有制。

那麽對于穆加貝不太理解的外資企業,鄧小平也爲他做了一個分析。他很耐心地替穆加貝算了一筆帳,他說,一個三資企業辦起來,工人可以拿到工資,國家可以得到稅收,合資合作的企業收入的一部分也歸社會主義所有。

爲了說服穆加貝,鄧小平補充說:“更重要的是,在這些企業中,我們可以學到一些好的管理經驗和先進的技術,用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我發現小平同志在談到向外國學習的時候,他從來不只是關心“硬件”,他還非常關心“軟件”,特別是如何把好的管理經驗學過來。

就中國的所有制改革,我給大家做一些解釋,所有制改革大致可以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上世紀50年代,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形成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但是中國的做法和蘇聯的做法不完全一樣。

蘇聯是對私人資本采用了剝奪的政策,中國采用的是贖買政策,蘇聯在1936年就宣布建成了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占到當時蘇聯整個工業成分的99.97%,幾乎是100%了,而中國到改革開放前夕的1978年,中國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爲56%,這很大程度上是爲了集中資源建設新中國的工業體系、國防體系、科研體系等等。


其余部分主要是集體經濟,包括大量的“社隊企業”,這些“社隊企業”在後來的改革開放中,成爲鄉鎮企業崛起的主力軍,引爆了中國以紡織業等輕工業爲主的第一次工業革命。

第二階段就是鄧小平時期的公有制爲主,同時允許個體經濟和外資發展,到鄧小平去世的1997年,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大致占整個國民經濟的四分之三。


第三階段,以1997年召開黨的十五大爲標志,中國公有制的概念與時俱進,它不僅包括了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還包括國家和集體控股的股份制等等。公有制爲主的定義就開始強調公有資産在社會總資産中占的優勢,包括國家對土地、礦産等各種戰略資源的擁有,強調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而不是再強調國有企業的具體數目,或者集體企業的具體數量和比重。

這次非常重要的理論突破,形成了今天的“兩個不動搖”,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的競爭,一種互相促進的全新格局,在學術界也被稱之爲“混合經濟”。

回望中國這種“混合經濟”模式的崛起,可以說是感歎萬千,不是說這個模式十全十美,它也有不足的地方,但是在公有制爲主的條件下,同時發揮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積極性,從而證明是中國模式最出彩的地方之一。

比方說,現如今的中國享有世界最發達的互聯網經濟,遠遠領先美國,因爲美國的私營企業不願意投資建設大農村的通訊基站,因爲長期收不回成本,而中國是國企承擔了把通訊基站網絡建到所有村莊的使命,這也是中國模式致力于實現共同富裕努力的一部分。

政府還投資建設世界最大最好的高鐵網、高速公路網、“村村通公路”等等工程,民營企業也抓住這個發展的曆史機遇,壯大了起來,使中國成爲世界上唯一做到“一部手機,全部搞定”的國家,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現在看來,公有制占主體也是鄧小平同志的一種底線思維,因爲改革需要進行大量的探索,但我們保住了這一條,即使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種種問題,包括貧富差距拉大、地區差距拉大,我們也可以用資源來逐步解決。

在鄧小平談完了所有制問題後,他就和穆加貝談到了如何避免出現兩極分化的問題,也就是如何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那麽鄧小平對穆加貝這樣說的,至于不搞兩極分化,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時,我們注意到了這一點,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

鄧小平接著自問自答說:“中國會不會産生資産階級?我看個別資産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産階級。”回顧40多年的改革開放,貧富差距拉大了不少,但即使相對貧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也獲得大幅度的改善,到2020年中國徹底消除了極端貧困,實現了全面小康。所以中國的貧困問題是相對貧困,而不是困擾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貧困絕對化的問題。

對于兩極分化,我覺得要采取一種曆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在改革開放之初,爲了克服“文革”時期的極端平均主義,調動大家的工作積極性,加速現代化的建設,鄧小平同志提出一個完整地表述,就是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帶動其它地區富裕起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帶動全體人民實現共同富裕。

這個戰略構思總體上有效地激發了中國社會的活力,推動了中國經濟社會的蓬勃發展,當然發展起來也産生了新的問題。鄧小平是198911月正式退休的,退休之後,他對于共同富裕還是十分關注。

鄧小平處在1990年有一次談話,他說中國是允許存在差別的,平均主義是發展不了經濟的,但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中國就必須搞共同富裕,這樣社會就穩定了。1993年,鄧小平又和他的弟弟鄧肯有一次比較長時間的聊天,表達他對國內貧富差距拉大的憂慮,他說:“少部分人獲得那麽多的財富,大多數人沒有獲得,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

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那麽就會出現問題,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發展。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回頭看來,我們基本做到了鄧小平兩個論斷的第一部分,就是一部分地區先發展起來,富裕起來,帶動其它地區富裕起來。中國的發達板塊和欠發達板塊,現在已經形成了比較好的良性互動機制。過去20來年,整個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速度幾乎都比沿海地區要快,我們在全國範圍內實現了消除極端貧困,實現了全面小康,這是多少代中國人的夢想。

但在實現共同富裕方面,中國還在探索,還沒有做到理想的狀態。不久前召開的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再次提出,“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爲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這就有個說法,初次分配是效率原則,靠市場;再次分配是公平原則,靠法律,主要通過稅收、社會保障等等;第三次分配靠道德,靠自願捐款等等公益事業。


六中全會結束後,中央財經委辦公室副主任韓文秀,對中外記者談了現在黨中央關于共同富裕的一些思考,在談到第一次分配的時候,他說第一次分配既要講效率,又要講公平,合理控制初始分配的差距。

第二次分配要完善稅收制度、提高直接稅的比重、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努力使橄榄型的分配結構的兩頭更小一些、中間更大一些。

第三次分配要國家鼓勵支持企業和企業家在有意願、有能力的情況下積極參與公益事業,這在客觀上會起到第三次分配的作用。隨著我國的企業不斷發展壯大和更多的人富裕起來,加上國家激勵政策的完善,我國的公益事業將會迎來一個大的發展。

韓文秀還特別強調,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推動共同富裕、解決發展問題是第一位的,分配問題也很重要,但不能僅僅在分配上做文章。韓文秀說:“我國人均GDP雖然已經超過了1萬美元,但還沒有完全達到高收入國家的水平,即使把現在所有的國民收入全部平均分配,那也達不到共同富裕。”所以共同富裕是沒有捷徑,不是變戲法,必須靠14億多中國人的艱苦奮鬥,實現高質量發展,才能做到。

總之,共同富裕不會是平均主義,不是“劫富濟貧”,而是在人民普遍富裕的基礎上允許有差別的共同富裕,而且共同富裕不只是一個經濟概念,還涉及政治民主、文化繁榮、社會道德、生態文明、公益慈善等許多方面。

20216月,中央決定選擇浙江省來建設我國首個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浙江在縮小貧富差距方面做得比較好,2020年,浙江城鄉居民收入倍差是1.96倍,低于全國平均的2.56倍,今後它還要進一步地把這個縮小到更合理的區間。

浙江已經做到的和正在做的許多事情,我想其它地方也可以參考、借鑒。中國模式的特點是可以進行分區的試驗,好的經驗就及時推廣。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我們要實現14億人的共同富裕,必須腳踏實地、久久爲功”。我們要不斷探索前行,最終一定能夠實現共同富裕這個偉大的目標!好,謝謝大家!

寒竹演講

剛才張老師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命題,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是實現共同富裕。如果我們回顧中國曆史的情況,有一個反複出現的現象,就是土地兼並和貧富懸殊,即使在每個朝代的盛世,比如說漢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唐代盛世時期,也只出現了杜甫講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所以,貧富懸殊和土地兼並,是中國過去每一個王朝無法解決的問題,到了上世紀50年代初,中國共産黨認爲只有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土地的公有化,完成城市的工商業社會主義化,才能夠從根本上消除貧富懸殊,或者縮小貧富差距。那麽從這個意義上看的話,共同富裕它是社會主義應有之義。

但有個問題,爲什麽在當下中央再次強調要提出實現共同富裕,原因在什麽地方?個人體會有兩個原因,第一個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財富的分配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貧富懸殊更多的是通過勞動所得和經營所得所形成的,但是經過了30多年、40年的發展之後,中國出現了一個很明顯的現象,就是財産性的收入或者資本所得大大地超過了勞動所得,以及經營性的所得。不管你從事打工也好,掙工資也好,還是說從事實體經濟也好,這個收入的速度遠遠落後于財産性的或者投資所得到的報酬。在過去10年,資本所得大約是10年前的四倍,這時顯示了問題的嚴重性。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開始了高速發展,2008年達到了頂點,GDP達到接近兩位數的增長。在2012年前後,中國開始進入中高速的發展,那麽根據現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說法,中國已進入了中速的發展期。

當一個社會高速發展的時候,每一個人的蛋糕在變大的時候,人們很少意識到社會的貧富差距在拉大,但是當社會的發展速度從高速降到中高速,再從中高速進入到中速發展之後,人們對貧富差距的感覺就越來越明顯。所以,在中央提出共同富裕後,很顯然已經感覺到貧富差距在當前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爲了解決問題,中央提出了三次分配,我來著重講一講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我們在第一次分配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做到嚴格地執行中國的勞動法,要保障勞動者在第一次分配當中的權利,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工作是可以做的。

第二次分配,轉移支付中國做得非常成功的,2020年,中國的轉移支付超過了8萬億,中央財政把發達地區、沿海地區的一些收入,轉移到落後地區、內地或者邊疆地區,其實轉移支付在很大程度上縮小了中國的貧富差距,這個是中國做得比較成功的地方。

如果要縮小貧富差距,那麽整個政策是要向貧困人口,或者是要向低收入的人群進行一些傾斜,這才是能夠解決中國貧富懸殊的一些重要措施。在今天,中國已經是勢在必行,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的話,那麽中國的貧富差距就還可能擴大。中央在這個時候提出縮小貧富差距,實行共同富裕,這些都是有戰略意義的,看到了問題,也看到了未來。

圓桌討論

主持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質的要義之一,在說共同富裕概念時,除了跟收入有關,跟經濟有關之外,它還應該包括哪些內容?

張維爲:其實,我們對于共同富裕的理解是不斷深化的,過去,中國確實比較側重經濟方面,現在包含了許多經濟方面、政治民主、精神文明建設、各種社會服務的均等化、文化建設等等。

40年前提共同富裕時,只是爲了激發大家的活力,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逐步變成小康、全面小康、徹底消除貧困,都是一步步走過來的。

寒竹:共同富裕講得更多的是公平正義,有的時候需要把共同富裕和發展對比起來講,就是既要講發展,也要講公平正義。因爲富人畢竟是少數,無法構成、支撐整個中國的消費市場,而發展和公平正義是相互促進的。同時,共同富裕跟政治問題、戰略問題也息息相關,因爲解決問題以後,對整個社會老百姓的獲得感或者政治穩定也是有很大的一個促進作用。

主持人:浙江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一個實施方案,裏頭有9個大章、52個小點,內容非常豐富,它涉及的範圍遠不只是經濟這麽簡單,比如說生態文明、基礎設施建設、人文教育、公共服務、醫療健康等服務,都在共同富裕大概念框架之下。當要全面理解共同富裕時,我們可能還要看到其它的一些維度,以及不同角度的獲得。


張維爲:我覺得中國采用試點的方法非常好,因爲浙江在縮小貧富差距方面,共同富裕方面做得相對比較好的,我之前提過,浙江的城鄉收入差別,可支配差別是1.9倍左右,中國平均是2.56倍,這就創造出了很好的條件。而且很有意思的是,習近平總書記講過,我們要在2035年共同富裕方面取得實質性的進展,而浙江是提前十年,2025年就要做到。

中央的口號用得很准——“高水平發展下的實現共同富裕”,把發展放在第一位,餅還要做大,蛋糕還要做大,而且要做好,然後再分配好。這不僅僅是經濟方面,還有非經濟類許多方面。

主持人:單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就是把所有的錢大家都平均分了,也達不到共同富裕。所以要發展,先把蛋糕做大,而且還不光是把經濟的蛋糕做大,其實是把整個社會發展的總量,經濟總量,其它的各個維度的總量,都要做大,所以共同創造很重要,共同創造之下的共同富裕。

寒竹:就中央選擇浙江作爲共同富裕的試點來看,共同創造也是浙江的一個優勢,浙江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那裏的人民很多都是從事制造業和中小企業。

張維爲:市場主體很多。


寒竹:從統計上來講,浙江是縮小了貧富差距,微小企業是浙江給全國顯示了一個示範的效應。

張維爲:雖然浙江是一個示範區,但實際上各地都在開始創造,都在摸索。我相對比較熟悉的昆山,就是1.0版、2.0版、3.0版,1.0版是農業,昆山農業發展得非常好,然後是2.0,工業發展得非常好,現在是3.0,生態和科技,主題非常明確,這裏面就包含了共同富裕。所以各個地方都會有自己的創造,我覺得因爲各個地方的禀賦不一樣,傳統不一樣,所有制結構也不一樣,所以它有各種各樣的形式,來適合各種各樣的情況。

主持人:但是共同富裕不是一個等待的概念,它其實是一個行動的概念,是一個發展的概念,那剛才說到一二三次分配,一次、二次、三次還有哪些可以做呢?

張維爲:現在第三次分配談得比較多,我自己走的國家比較多,實際上靠第三次分配實現共同富裕是找不到例子的。美國號稱慈善業非常發達,比爾·蓋茨的基金名義上都是慈善基金,但實際上,慈善基金有另外一面,變成富翁避稅的一個最好手段。

慈善基金裏很少一部分會用于慈善,而很多一部分用于其它目的,包括避稅、支持各種各樣的符合自己利益的基金、非政府組織,甚至支持“顔色革命”,所以美國是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


而法國的貧富差距就相對比較小,它是靠稅收,基本上是一次、二次分配來解決該問題的,北歐基本上也是這個模式,政府的作用比較大。而中國需要走一條有創意的路,這非常重要,上世紀80年代我们曾经讲过一个觀點,就是不要患“希腊病”,就是完全靠福利,结果养懒汉,结果希腊后来真的是破产了;也不要患“美国病”,就是太资本主义,赤裸裸的资本主义。

如何怎麽找到中間道路?有人說北歐模式,但北歐模式現在看來也有很多問題,比如說瑞典犯罪率之高,很多人只要拿到失業補貼,移民補貼,就開始懶惰不幹活。英國、法國都是這個問題,所以中國要怎麽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怎麽把各種資源全部積極因素調動起來?而不是機械地學某個國家的方式。

寒竹:僅僅靠三次分配,來真正能夠解決縮小貧富差距是很難的,因爲你把第三次分配作爲一個主要的途徑或者一個重要途徑來縮小貧富差距的話,我們就會面臨一個困境。一方面,第三次分配是慈善,是自願的,但是如果一個社會它能夠靠自願就能夠解決貧富差距,那這就不是問題了。另一方面,我們希望通過鼓勵富人能夠做慈善,在法律方面支撐他進行一些完善。

張維爲:實際上就是企業的社會責任,所以很多企業都主動承擔了很多扶貧的任務,這就是幫助實現共同富裕,並且對企業形象也很好。另外,國企的利潤30%都要上交中央財政,用于醫保、社保等支出。這是中國獨特的一塊,因爲中國國企的比重相對比較大,其他國家很少有,這也是我們的一個優勢。

主持人:在說貧富差距、共同富裕時,我們會引用基尼系數,但是我們也注意到,因爲基尼系數的算法每個地方其實不一樣。所以我想聽聽兩位對于這個概念,能不能從根本上給我們做一個解讀。


張維爲:基尼系數的定義是貨幣化的收入,這當中的差別就是,超過0.4就是有點問題了,0.45以上就風險很大了。但是對中國這樣超大型的國家,另外我們有大量的老百姓的資産沒有體現在貨幣化的收入。

最典型就是農村、農民,他現金貨幣收入不多,但日子可以過得很滋潤,因爲很多東西都是非貨幣化的這種收入,房子是自己的,所以住是免費的,平時的糧食也是自給自足等等,這些都沒有算進去。

所以,光用基尼系數來衡量中國,就會失真得厲害,中國是超大型的國家,如果計算中國內部各個地區的情況,比方說上海市、江蘇省、農村的基尼系數,都在可控的範圍之內的。換句話說,如何實行中國這個超大型的國家衡量的體系標准,我們要創新,指標體系要創新,不能簡單套用西方的指標體系。

寒竹:中國作爲一個大國,如果用一個系數來講,就和中國全國平均氣溫是一樣的,沒什麽實質性的意義,每個地區都不一樣。實際上,中國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就已經開始區分,不同地區的工資都不一樣。

當時上海是八類地區,那麽同樣一個工作,上海的工資可能就比另外一個地方高,但並不等于收入高,因爲上海的整個物價體系更高,落後地區的物價體系更低,光是地區性上的差異就很難靠著基尼系數反映。

張維爲:我曾經長期追蹤過家庭資産的數據,恐怕能夠說明不少問題,去掉個人的所有債務,包括房産、所有的儲蓄、股票等等。如果要和美國比較,實際上已經發生了很有意思的變化,40多年前,很難想象中國人跟美國人比財富,如果現如今再來比較家庭淨資産平均水平,美國比中國高很多,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的家庭淨資産是289萬人民幣,美國是480萬人民幣,高了將近一倍。

但是用中位家庭淨資産來比較,中國城鎮居民是美國的一倍,美國折成人民幣的話,是將近70萬,根據人民銀行的數據,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中位淨資産大約147萬、148萬。我現在沒有農村的數據,如果只比較中國城鎮居民的家庭淨資産中位數,已經超過美國,不是超過一點點,超過將近一倍。我們中國是富裕起來了。

然後再看美國家庭的平均淨資産,比美國家庭的中位淨資産高7倍。差別太大了,比爾蓋茨的財富和大家一平均,所有家庭都高了。那麽中國的數據,一個是140多萬,另一個是280多萬,高了1倍。

問答環節


提問一:各位老師好,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有很多具體的問題等待我們去解決,就比如我們怎樣兌現先富帶動後富的承諾,對高收入進行一個規範和調整,而我們普通人民群衆在這一過程中又能做到什麽樣的事情?同時對于那些龐大的企業,我們又該怎樣去讓它們兌現它們的社會責任呢?

張維爲:我覺得先富裕起來的能夠照章納稅,完完整整納稅,這個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但總會有富人想要逃稅的現象,用美國人講的話就是,只要稅收一高,這些富人就到瑞士來避稅。美國也是這樣,這樣的話,美國的全世界資本就會流動。


但總的來講,如果要實現共同富裕,恐怕先富的群體通過各種各樣制度安排,應該多交一點稅。國家需要對數字經濟等做出規範,該交的稅一定要交,不能靠一上市全發財,每個人都分幾千萬,要承擔社會義務。

實際上,我覺得中國有著很好的傳統,周總理說過有紅色資本家,都是願意納稅、支持人民共和國、有些還在朝鮮戰爭時捐飛機,香港就有紅色資本家,這需要一些榜樣。我們有些企業家做得非常好,需要讓他們意識到爲國家做出貢獻是一種很光榮的事情。

中國的富裕真的是年齡世界最輕、速度世界最快的,而背後都是衆多的國家公有資源投入,國家從基礎設施、勞動力的培訓、工程師的培養等等方面做了很多實事,我們要心存感激。

從社會來講,就是讓他有更多的渠道,能夠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能看到希望。這個我覺得中國相對還是比較成功的,首先,多數老百姓絕對希望改變自己命運,雖然有一些年輕人說“躺平”,其實每個時代都有“躺平”,我們都經曆過。但實際上真混的人不是很多,很多人混一段時間,“躺平”一段時間,然後又開始幹活了,這點不需要太擔心,但社會要確保渠道暢通,才能夠往上走能夠互動。

主持人:仔細去觀察最近富起來的人,他們確實付出了很多個人的勞動和努力,這點我們要看到,但確實也是站在時代的肩膀上,如果不是我們一代一代的發展,到了現在提供那麽多好的條件,你可能即便再努力,可能不會獲得如今的這種財富。

一次、二次分配我們要更加的完善,然後在稅收制度上面,我們恐怕還要做得更好一些。最近國家稅務部門一直在對演藝界相關的偷稅漏稅情況,電商主播偷稅漏稅的情況在嚴查,一方面是要做好規範,另外一方面向全社會傳遞一個概念,先富起來的人有責任、有義務對社會進行回報,至少遵紀守法是最基本的回饋。

寒竹:關于先富帶後富,先從兩方面看,首先就是轉移支付,本質上是一個先富帶動後富,只是先富的地區去帶動後富的地區,這是我們取得成就的一些方面,另外,中國目前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來防止偷稅漏稅,對富人采取很多規範的作用。

主持人:先富帶後富不光是先富的人群帶後富的人群,還有先富的地區帶動後富的地區,在我們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當中,中國制度提供了一種與衆不同的保障?

張維爲:簡單回憶一下鄧小平,因爲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大家都在討論社會主義究竟怎麽搞,很多人覺得社會主義沒有希望,社會主義就是貧困。鄧小平跟外賓討論社會主義的時候,我就發覺了他的一個特點,最終鄧小平只落實在兩點上,就這兩點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一個是黨的領導,一個是公有制占主體。

黨的領導是一個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最多是五年一次黨代會,它一定要審時度勢,看看過去五年做得怎麽樣,有哪些不足的地方要改進,下一步怎麽做。另一方面,公有制占主體就是國家手中有資源,這非常重要。中國整個的戰略調整,比方說2000年開始的西部開發大戰略,就是黨中央審時度勢覺得中西部差距大了,現在到了要改善中西部的情況了,我們就開始中西部戰略。

後來證明這個戰略非常好,中西部就開始發展起來了,有底線思維後,我們可以做各種各樣探索、事業、股市、市場都可以一試。如果出問題了,靠這兩條來糾偏,這是基本的一個思路,社會主義這就相當于回到最本質的東西,有這些手段在手,我就可以做今天中國在做的事情。


我順便講一句,很多國內老百姓都不知道中國共産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是保底的,美國的龍卷風、日本的核災難,政府稍微給點救濟之後就不管難民了。在國外建過房子就知道了,一定要買保險的,但保險裏邊一定有一條,如果出現人力無法控制以及不可抗力的自然災害,那就沒有人管你了。而中國不是,像汶川地震,國家一定要給你建一套房子住進去的,沒有人露宿街頭。

主持人:對,所以當我們在討論共同富裕的時候,更要了解我們制度的優越性,它是一個保底的制度,而且還要帶著大家共同富裕。

提問二:三位老師好,共同富裕裏面提到先富起來的一批人要多做一些公益跟慈善,那如何避免他們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有一種被逼迫,被“劫富濟貧”的這種感覺,從而導致適得其反呢?

張維爲:現在,中央反複地強調不能搞“劫富濟貧”,這也有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基因,中華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改革開放叫“紅眼病”,上世紀80年代初的“萬元戶”。

一個知識青年自己創業,每個月拿150塊錢,然後總書記寫了個批示,大家看了可不要紅眼,當時就容易有這個現象,爲什麽?因爲我們有平均主義。中國爲什麽這麽快就進入社會主義,因爲中國文化中有社會主義基因,我們講就是平等,平等是好的事情,共同富裕是好的事情。走到極端就會産生富人一定有點問題的想法,同等學曆,有些富人成績還不好,爲什麽掙的錢多?

我覺得確實要防範這個思想,就是一個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我們都是從極端平均主義時期過來的,那個制度是有問題的,工作沒有積極性,社會沒有活力。最極端就是非洲,非洲富不起來的重要原因就是極端平均主義。我曾經在內羅畢的聯合國機構工作過,因爲在聯合國薪水比較高,我做了有關于工資的調研,基本上非洲雇員工資發完以後,一個禮拜,最多兩個禮拜就全部用完了。

他的親戚、朋友,整個村莊的人全要叫他請客,然後他跟我說,如果在鄉下蓋房子,第二天就被人燒掉了,可能誇張了一點,但是非洲的確仇富到極端。中國在共同富裕方面做得比美國,一句話很多國家都要好了,但我們能夠做得更好。那麽我們可以自信地強調,在高水平發展的基礎上,在普遍富裕的基礎上,允許有差別,講究勤勞致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依法保障物權,其中包括公有財産物權和私有財産的物權,這個非常重要,是革命性的。

寒竹:關于第三次分配,一定要有適當的差異,多勞多得,我經營得好就會有多的收入,一定要有這個機制,社會才能有活力,才能夠發展。我們要清楚的理解到,第三次分配不是道德綁架,不是施加壓力,也不是要求社會財富要均等,保持適度的差異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必須的,這樣社會才有發展。

提問三:主持人好,兩位老師好,很高興參加這次節目。在第三次分配當中,我們應該如何更好地用慈善的方式來助推我們的共同富裕呢?

張維爲:慈善不是形式主義,慈善需要發自內心的,而且很有個性,去幫助方方面面的人,這樣反而真正能夠做好,而且可能會長期地跟蹤做一個項目。我相信相當多的先富群體都是有良知的,並不都是道德非常敗壞之人。

要實事求是,我相信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也好,守望相助也好,特別到出現困難、國難的時候,大家一定是出手幫助的。無論是海內外的華人還是中國人,大家都會這麽做,就把這個基因給激活起來,這就是一個有文化底蘊的國家和一個沒有文化底蘊國家的差別,其它國家可能做不到,我們可以做到。

寒竹:實際上,中國傳統文化裏不一定要使用慈善這個詞,我們有很豐富的曆史經驗。

主持人:古時候的一個鄉村裏富起來的鄉紳,他肯定會造福一方,至少一個良好的鄉紳,良紳。

寒竹:而且以前曆代出現災荒,當地的一些富人也開倉放糧,這是很普遍的現象,這都是中華文化當中的優良傳統,我們需要把它保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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