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快三
發布人: 吳夢琦   发布时间:2022-01-04   浏览次数:


202111月,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了第三次曆史決議,引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可能産生世界範圍內的影響。”


法國輿論存在著‘兩個中國’,一個是法國媒體‘虛構的中國’,另一個才是真正的、現實中的中國。而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要改變這一現實。”


我們黨在和各種社會思潮的鬥爭中,爲什麽總是能夠引領主流的意識形態?”


在東方衛視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第127期節目中,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爲和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鄭若麟,共同解讀國際社會對《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的高度關注。


張維爲演講

不久前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引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我初步歸納了一下外部世界的一些主要關注,在這裏和大家分享。

和國內媒體一樣,國際媒體都注意到,這是中國共産黨成立百年以來的第三個“曆史決議”。用美聯社的話,這本身就反映了中共對這項曆史決議賦予多麽重要的意義。

外媒幾乎都提到中共之前的兩個“曆史決議”:一個是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另一個是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他們都指出這兩個決議都是在中國重要的曆史關頭完成的。一些中國問題專家也指出,第一個決議實際上是確定了毛澤東思想的地位,第二個決議排除了“左”“右”思想的幹擾,爲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鋪平了道路,而今天第三個曆史決議則確定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指導地位。

路透社報道說,這個《決議》概述了中國從“飽受屈辱”的國家到現在“強起來”的曆史,而且強調中國共産黨是這一曆史進程的驅動力。不少外媒也注意到這份《決議》顯示了中共“謹慎對待曆史”的態度,因爲《決議》重申了對一些曆史事件的定性,如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這份《決議》重申“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內亂”和“災難”,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嚴重政治風波”,黨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捍衛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維護了人民根本利益。

外媒也注意到在這個《決議》中,關于“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論述占總篇幅一半以上,這本身就凸顯了《決議》重點所在。德國電視一台認爲,隨著曆史性《決議》的出台和六中全會的閉幕,中共開啓了爲2022年二十大做准備的進程。埃菲社1118日發文指出:這個《決議》發出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第二個“百年”的動員令。

幾乎所有的外國媒體都轉述了這個《決議》中提到的中共百年曆程中取得的成就,特別是完成消除絕對貧困的任務,使將近8億人脫貧,實現全面小康。在經濟增長方面,《決議》再次表明將不拘泥于增長率的指標,而是在高質量發展中實現共同富裕。《決議》還要求“推進科技自立自強”,這是考慮到與美國的科技主導權之爭可能會成爲一場持久戰。

不少西方媒體也注意到《決議》的表述,“反腐敗鬥爭取得壓倒性勝利並全面鞏固、消除了黨、國家、軍隊內部存在的嚴重隱患”,還提到“十八大以來,中國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了全局性、根本性的轉變”。

我想這也是我們節目中多次講過的,中國人民經曆了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西方模式走下神壇,多數中國人獲得了一種對西方政治制度的“心勝”。


不少外媒也特别注意到,这份文件发布的时间节点。比如日本共同社指出,文件发布前几个小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拜登任职后的首次視頻会晤。《纽约时报》说,《决议》没有认可任何外国政客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批评,因为其中是这样写的,“一味退让只能换来得寸进尺的霸凌,委曲求全只能招致更为屈辱的境况。”彭博社则注意到这份《决议》发表在联合国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COP26)結束不久之時,中國不再“簡單以GDP增長論英雄”,而是頻繁使用“創新”“綠色”等概念。

此外,特別是港台媒體則高度關注《決議》中關于港台政策的論述。比如香港《南華早報》網站1117日報道,中共強調必須落實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港”。《決議》還提出,中央堅定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止暴制亂、恢複秩序”,“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幹預港澳事務,嚴厲打擊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

在台灣問題上,《決議》指出,國家統一是“中國共産黨矢志不渝的曆史任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必然要求”。有學者分析認爲,“有關香港和台灣問題的長篇內容表明,北京絕對不會放棄它的強硬立場,因爲這些措施是有效的”。

對于其中提到的,要牢牢把握兩岸關系的主導權和主動權,實現國家完全統一。這位學者則指出:“這個《決議》的措辭表明,在習近平對香港局勢的堅決處理贏得黨內外支持後,其解決台灣問題的路線也得到了黨內的支持。”

當然,外媒還普遍聚焦這個《決議》對習近平總書記工作的高度的肯定。《紐約時報》11日專門報道《決議》中的這段話: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的事業取得曆史性成就、發生曆史性變革。

外媒普遍提到,這個《決議》要求“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他們分析稱,主要目的之一是讓中國人民在面對外部壓力的時候,更加地團結一致。

路透社相當詳細地報道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權同志在六中全會結束後對中外記者所講的這番話:堅定擁護和維護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中華“複興號”巨輪就有掌舵者,面對驚濤駭浪我們就能夠做到“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


英國資深學者羅思義也撰文寫道:習近平不僅捍衛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且挫敗了美國削弱中國的計劃。美國花了數十年時間尋找“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指望這種“又傻又天真”的領導人來破壞社會主義,削弱中國,聽任美國給中國帶來蘇聯解體似的毀滅性的打擊。結果,美國人發現,習近平是一個既有遠見又有能力的領導人,致力于中國和社會主義的發展,這令美國削弱中國的意圖落空了。

哈佛大學阿什民主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賽奇表示,十九屆六中全會關注中共過去百年的成就,但實際上它更關注的是中共未來。

香港《亞洲時報》網站1115日發表的一篇文章稱,從根本上說,這份《決議》提出了三個問題:我們怎麽走到今天的?我們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我們從中學到什麽從而讓這些成功能夠持續下去?文章還指出,不應該低估這份《決議》的重要性,它印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地緣政治現實:中國回來了,並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衰落的霸主——我想它這裏指的是美國——再多的恐懼和憎恨,也無法改變中國人選擇的這條道路。

智利的紀事數字網站1116日刊文稱,這個《決議》將對21世紀産生重要的影響。如今中國已經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曆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目標邁進。文章指出,中國共産黨已經准備好走上中國模式的現代化道路,爲人類文明創造新的形式。

德國特裏爾大學中國政治經濟學教授韓博天認爲:“新的曆史決議旨在正式開啓21世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新階段,這一新階段與西方秩序和模式形成鮮明的對比。”

我認爲這些評論或多或少地捕捉到了中國崛起的世界意義。這不禁使我想起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毛澤東主席在中華民族走向解放的關鍵時刻,從戰略層面提出了“兩種中國之命運”,後來事實證明毛主席的戰略判斷和抉擇是極富遠見的。我想,某種意義上,隨著中國走向世界政治和經濟舞台的中央,我們正面臨“兩種世界之命運”。

这个《决议》特别指出, 进入新时代,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逆全球化思潮上升,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我们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我想,这里讲的其实就是“两种世界之命运”,一种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将导致世界无穷无尽的动荡、战乱,是一种暗淡的世界,另一种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倡的“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明的世界。

我們各行各業的工作者都應該具備更多的全球意識,以中國今天的體量,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可能産生世界範圍內的影響。所以,我們應該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包括第三世界和西方社會內部的所有積極力量,爲抵制黑暗的未來,爲爭取光明的世界而奮鬥不已。

我們中國人今天的思考、我們的抉擇、我們的行動,必將深刻地影響整個人類和整個世界的未來。
謝謝大家!


鄭若麟演講


今年法國主流媒體對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的關注度是非常高的,絕大多數媒體都發了報道和評論。從《世界報》、《費加羅報》到《十字架報》、《回聲報》等紙質媒體,到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各大電台和私營的電視一台、國家的電視二、三、五等大電視台都廣泛報道了六中全會。

不過,我們也要注意到,西方政黨的概念、政治會議的含義,以及對國家和曆史的影響,與中國政黨是截然不同的。我們千萬不要掉進他們的概念陷阱而産生誤解,更要避免用西方的政治概念來诠釋中共曆史和中共中央全會。

西方民衆理解的“政黨”,一方面是擁有某種共同意識形態的人群聯合在一起,而另一方面他們只是代表了社會一部分階層的利益。贏得選舉就執政,失敗了就在野做反對派。

問題恰恰在于,有的政黨永遠不可能贏得選舉。最近在法國議會發言反對法國政府追隨美國幹涉台灣問題、堅定認爲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不屈黨”領袖讓-呂克·梅朗雄就代表著法國工人階級的利益,但問題是他的得票率永遠在10%左右徘徊。換句話說,在法國現行的選舉體制下,他永遠不可能當選法蘭西共和國總統。他所代表的工人階級利益,也就永遠不可能真正被反映到執政行爲中去。

西方的政黨會議,則幾乎永遠都是圍繞著選舉而展開。政黨會議核心永遠是誰來參與總統大選?誰將作爲本黨總統候選人最有當選的可能性?除此以外,其它的一切,包括黨的政綱、黨的行動、黨的經費、黨與民衆的關系,選民們毫不關心,媒體也基本不報道。

因此,西方政黨的特點決定了他們政黨的壽命非常短,只要無法贏得選舉,就解散重組。明年法國將舉行總統大選,大多數參選的政黨都只有不到十年的“黨齡”。

爲什麽我要先介紹一下西方政黨的情況?因爲西方媒體往往會以己度人:用他們觀察自家政黨會議的心態,來關注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他們無法理解中共這樣一個代表著全體中國人民利益、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正在做出巨大貢獻的政黨的曆史使命。這是認識和解讀法國媒體對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報道的一個前提條件。


今年法國媒體報道六中全會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在兩個方面相對比較客觀,一個是中國從百年前倍受西方欺辱的國家,到今天已經成長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中共在這一百年中所取得的成就無可否認;比如法國《十字架報》就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轉述六中全會對中共曆史,是“中共和中國人民近百年來的努力在中國千年曆史上最爲輝煌的一章”等論述。

另一個相對客觀的地方,則是對六中全會所描述的中國未來發展前景所做出的樂觀預測。比如《回聲報》駐華記者就認爲中國今後的“無比輝煌的”發展方向,中國將會成爲一個“富裕、強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強國”。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少法國媒體認爲,這次全會對中共曆史做出的第三個決議,與前兩個決議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前兩個都是在“危機中”做出的,而這次《決議》的背景就是中國經濟雖然有一點“黯淡”,但比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要好得多,因此對中國未來勾勒出一個更爲美好、輝煌,甚至是“史詩般”的前景,無可厚非。

但我們千萬不要因此以爲法國媒體對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做了一個正面報道,恰恰相反,總體而言,除了上述兩方面法國媒體不得不相對客觀地說了幾句實在話以外,對六中全會本身,法國媒體依然一如既往——負面報道和評論占據主導地位。通過法國媒體來了解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的法國民衆大致處于一種“誤解”的狀態之中。


一是認爲中共在總結曆史時回避了一些重大的曆史事件,而這些事件都是不利于中共形象的,都是導致了嚴重後果的,比如“大躍進”“文革”以及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等等。

第二,很多西方主流媒體非常主觀地認爲中國正在走向“專制、獨裁”。

第三,中國正在向世界經濟霸權方向在發展。法國輿論對中國已經大致形成了這樣一種看法:即中國將無可爭議地在2050年前後成爲世界最大經濟體;中國不僅將是世界新經濟秩序的最大受益者,而且也將是主導者。這使得法國學術界和媒體對中國幾乎一致懷有某種恐懼心態,認爲中國正在成爲世界新的經濟霸權國家,而六中全會則被視爲一個標志性的過渡期。

這正是我參加法國新書《開眼看中國》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存在著“兩個中國”,一個法國媒體“虛構的中國”,另一個才是真實的、現實中的中國;而西方民衆認識的,到目前爲止,一直是那個“虛構的中國”,令人不勝遺憾之至。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改變這一現實,將一個真正的中國帶給世界!

謝謝大家。


圓桌討論


主持人:謝謝兩位的演講。剛才張老師給我們綜述了從國際社會方方面面來看十九屆六中全會以及《決議》。像CNN,它說中國曆來注重總結曆史,總結過去,說明它也看到了咱們中國文化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總書記一直說的曆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在過去能找到未來的答案。

張維爲:實際上中國人關注曆史,很多外國人都注意到了,只要稍微關注一下中國,讀一點中國經典著作,就會了解這一點。比方基辛格的這本影響比較大的《論中國》,他開始就說了,毛澤東決定要向印度開打自衛反擊戰,招來些老將,然後就討論,唐朝時跟印度打了一仗,結果反而中印關系好了幾百年,然後元朝又打了一仗。中國會把一千多年前的事情提起來,好像就昨天發生的一樣。其它國家沒有這個,這確實是中國的一個傳統。

另外你提到CNN,很多美國學者或政治人物,往往有歐洲背景,最容易注意到中國的曆史觀,因爲歐洲相對比美國更有曆史。有點曆史觀的,比如基辛格、布熱津斯基、保羅·肯尼迪,基辛格是猶太人,布熱津斯基是波蘭人,保羅·肯尼迪是英國人。所以我記得,當時我們在讀書時就說,在美國學者中講英語帶點德語口音的往往是學問比較深的,美國自己學政治學出來的一套很不靠譜,背後是有沒有曆史感。所以我覺得他們認識到這一點是好的。

主持人:您刚说这个历史感的重要性,有悠久历史的人能够读懂悠久历史。确实,我们还是要看到国际媒体它有一些些的客观觀點,但就像郑老师说的,你也要注意到,在它们的客观觀點背后经常也会拖很多酸溜溜的东西,或者就是对中国产生极严重误解的部分。

鄭若麟:總體上,主流媒體應該說越來越負面,但是它的自媒體、輿論場在變,爲什麽?比方說《開眼看中國》這本書就是法國的總工會的前負責人和維瓦斯聯合了17個世界各國的知識分子一起寫。他就說摘掉“眼罩”來看中國,他們意識到西方主流媒體看中國一直有偏見。很多中國發生的東西,他們就是看不見。而他們“看見”的往往是中國沒有發生的事,比如什麽新疆“種族滅絕”,這明擺著是沒有發生的事,但他們會“看見”。

这个世界从西方文艺复兴开始,对中国的觀點发生了多次变化,开始把中国想象得非常美好,像伏尔泰把中国想象成天堂一般;然后到了19世纪,从孟德斯鸠开始把中国想象成最专制、最独裁、最封建的国度;但后来又变了,二战以后曾经一度在戴高乐的领导下,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到了最近这一二十年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欧洲、法国对中国的觀點,尤其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对中国的负面的看法又在增多。

這次對六中全會的報道基本上還是沿著這條路線在走。但就像我在剛才在演講裏說的,有些正面的東西他們不得不說,因爲西方的老百姓自己都看到了。

張維爲:就是我講的,你要說中國做得好,中國非常成功,我們有大量的數據支撐,而且大量是西方學者或民調機構做的民調,我可以列出PEW(皮尤研究中心)、Ipsos(民調機構益普索)的、Asian Barometer(亞洲民主動態調查),都說明多數中國人認爲中國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遠遠高于他們對自己的認可度。

以法國爲例,2019Ipsos民調顯示,91%的中國人認爲中國走在正確的道路上,英國21%,法國20%。所以我在122日“中外學者談民主”高端對話會上,我就問在場的英國和法國記者,我說你們國家這麽差的數據記錄,一定有很多人權問題,80%的人認爲國家在錯誤道路上,但這些東西他們的主流媒體不會報道。


主持人:一些國際學者、思路比較清醒的媒體,他們在看十九屆六中全會時,你還是可以從當中,讀出非常多豐富的內容。比如說著名學者馬丁雅克先生,他就說“中國的治理進入了成熟期”。張老師您對這句話的理解是什麽?

張維爲:馬丁雅克我非常熟悉,我們經常通電話,總體上我覺得他是對中國真的比較了解的一個外國學者。他說中國的治理模式已經相當之成熟,是非常周密的考慮。過去西方說我們經過啓蒙運動,你們中國沒有啓蒙運動。啓蒙運動是什麽?科學、理性,再上升到所謂的現代性,而這次疫情防控看得出來,誰更講科學,誰更有理性,誰更具有現代性;不光是在領導人決策的水平,乃至民間老百姓的水平,誰更理性、誰更科學,誰更具有現代性。我把這個問題也抛給了現場外國記者,他們沒回答我的問題。

主持人:回答不了。

鄭若麟:西方這個體制,我認爲永遠不會像中國這樣走向一個成熟期。爲什麽?非常簡單,就是它的選舉體制所決定的。第一,它的一切就爲了選舉,選上了我就執政,選不上怎麽辦?政黨解散。因爲選民不喜歡,我要重新拿出一套能夠讓選民喜歡的東西;而選民喜歡什麽?各個階層有各個階層不同喜好,他們不能代表大多數選民的利益,所以他們不理解中國共産黨是代表著大多數中國人的利益,而他們的各個黨都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在這種背景下,你說它怎麽能夠達到一個成熟的治理經驗,不可能的。

主持人:就好像大家已經非常熟悉的一些詞彙,發展、長期、規劃、目標,這對我們來說,可能每個人個人生活當中都用,更不要說一個國家。但在西方,可能這些全都是短期的,沒有長期的奮鬥目標的指引,談不上成熟。

鄭若麟:對。

張維爲:再看看整個西方世界的領導人幾乎都是政客,就是爲了選舉而選舉的,很少能有長期計劃做事情的。某種意義上是它這個選舉制度使然,因爲它選舉的假設是人是理性的,你可以投出理性的一票。但實際上現在我們看到的是金錢的卷入。上次我們討論到,一家公司,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就可以決定英國脫歐了。

鄭若麟:對,選舉的可控制性,西方說它是民主國家,我認爲不是民主國家,是民選體制,而不是民主體制。什麽叫民選體制?民主應該是……

張維爲:人民是主人。

鄭若麟:對,而他們把它簡化成選舉。

主持人: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國際社會對十九屆六中全會的觀察,其實各種各樣的聲音裏面,西方的只是一部分。我們還要看到大量的聲音,在認真學習,認真觀察,包括國際政界的,來自于非洲的、東南亞等國家的領導,他們都說要借鑒中國的發展經驗。所以我們在看國際社會的解讀時,要注意到這種全面性和豐富性。

張維爲:實際上現在非西方世界十分關注中國,我就在11月这段时间里面参加了好几个活动,一个是南非最高行政学院,我给他们做了一个視頻讲座,他们的问题问得很具体,比如“你们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怎么做的,我们很困扰”,他们希望借鉴这方面经验,但确实很难。

我还参加一个“南南人权论坛”,也是通过視頻参加的,就是讲人权。我说人权一定要是每个国家有权利确定自己的优先顺序,这个顺序不能让其它国家、西方国家主导,因为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比方说你有一亿美元,是用在改善学校宿舍,还是修一条公路,还是给儿童发食物补贴?每个国家要根据自己情况来决定,不是西方说了算;西方强调政治公民权利放在优先地位,比如选举什么的。我说,这是大错特错,每个国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优先顺序来决定,中国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把“扶贫”放在第一位,我们就这么做。这在非洲国家很受鼓舞。


問答環節

提問一:各位老師好,我叫劉海峰,是教育行業的從業者。六中全會的《決議》,我通讀了一遍,三萬多字,原本我以爲很難懂、很官方的一份文件,但是我讀完之後發現很生動,很有韻味,它裏邊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詳的話語,而不是一些官方術語,我想問的是,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的官方話語體系也正在改變,謝謝。

張維爲:文風是非常重要的,現在你看到有很多比較朗朗上口的金句,“我們辦成了想辦而辦不到的大事”等等,讀起來就是蠻令人鼓舞的。我想這也是我們的文風也在與時俱進,我們希望這個文風不僅是接地氣,而且是代表時代的方向,有一種大氣感,我覺得這是好事。

鄭若麟:我也覺得非常好,這樣不僅接近了老百姓,也充分展現了中國文字的魅力。我覺得以後還會越來越豐富,越來越美好的。

提問二:各位老師好,我是來自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的一名研究生。我的問題是,我們黨在這次曆史決議中深刻總結了百年奮鬥以來的曆史經驗和對未來的一些規劃,那麽這次《決議》對于國際上其它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比如說越南、老撾有什麽樣的借鑒意義或者說什麽樣的影響?謝謝。

張維爲:越南我還比較熟悉,因爲我跟越南黨校的學者交流過,他們私下跟我說,我們真的是跟在你們後邊,一般比你們晚半年,覺得你們這半年下來不錯的話,我們也提個類似口號,詞不一樣,但內容差不多。

但我想現在恐怕對整個非西方世界都是如此,人家非常關心我們,巴西、印度都有,真的關心中國的成果。因爲這些國家嘗試了這麽多年西方模式,最後是一地雞毛,真的沒有搞好。現在中國的成功給它們帶來巨大希望。

遺憾的是,有時候我們中國故事還沒有講好,特別是我們的一些表述,人家看不懂,我們自己也在做,包括學術溝通,就是少一點套話,少一點官話,有針對性地跟人家講故事;你跟巴西講,你就了解點巴西的情況,跟印度講就了解點印度的情況,人家的問題非常具體。有時候我經常說,有些發展中國家眼睛裏發著光,真的,就期望你給他一個答案,我們怎麽就做不到,連你們十分之一也做不到,怎麽回事?但實際上我們也知道,我們可以講,可以介紹,但要它做到是非常難的。

比方說我上次跟非洲講基層組織講,中國共産黨通過土地革命、二十二年的武裝鬥爭,把基層農民組織起來,這就等于把社會重構了。通過農民協會,把每一個農民都加入農會之後,可以實現現代化,或者叫數字化管理。即使在二十年前,黨中央的聲音第二天就可以傳到基層農民了。這一點很多國家都做不到的,但這是一種基礎性的努力,所以這是很不容易的。但我覺得作爲軟實力的部分,你該講還是要講,人家有個方向,有個參考。

鄭若麟:實際上中國的經驗也在影響著民主的發源地法國。法國說起來是最早提出民主理論的國家,比方說法國雖然現在左翼政黨很弱、極右翼強勢,最近法國社會黨總統候選人說,我們左翼來一個黨內選舉吧,所有左翼都聯合起來,推出一個候選人來,但是不行,左翼全部加起來不到20%,爲什麽呢?因爲他們過去的那些左翼,比如法共,首先就放棄所有中國現在堅持的一切,黨的領導。

但是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理论往往先行。最近法国的一个理论学家,就是《新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他说了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能救法国。他也看到了,按照目前法国的市场经济、法国的政党轮流执政,法國没有前途可言了。


提問三:三位老師好,我叫周開富,來自中鐵大橋局集團。我的問題是,十九屆六中全會的《決議》中提到了我國的意識形態領域的形勢發生了根本性、全局性的轉變,我們黨在和各種社會思潮的鬥爭中,爲什麽總是能夠引領主流的意識形態,謝謝。

張維爲:這個判斷是我們可以感受到的,十年前的輿論生態,你如果回憶一下2011年“723動車事故”,您正好是做鐵路系統的,那時候網上全是罵自己制度的。那時,西方話語占了主導,政府是壞的,國企是壞的,那麽國企生産的高鐵、動車肯定也是壞的,就這麽個邏輯下來的。而且當時我們的主流媒體也不堅定,很多跟著社交媒體跑,所以我們那時都感覺到這是非常危險的。

一直到2012年十八大前一個禮拜,我在倫敦,BBC采訪我,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張教授您認爲中共會有十九大嗎”?當時他們真的可能被我們國內的“公知”給忽悠了,覺得“顔色革命”就要成功。

所以,十八大以後發生的意識形態的變化,西方真的沒有料到。而且西方感到最恐懼的是,他們原來以爲互聯網這一代年輕人是站在西方一邊的,但沒想到互聯網這一代年輕人——“90後”“95後”乃至“00後”,三觀超級正。因爲這一代人更了解外部世界,是移動互聯網一代,也是中國最自信的一代。當然這和十八大以來“四個自信”的教育也有關系,也和我們真的實實在在的成績有關。

大家看到,特別這次疫情防控,今天你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你免于死于新冠肺炎的自由是美國的606倍,免于感染新冠肺炎的自由或者安全感是美國1600多倍。我引用的是鍾南山的數據,這是到1123日的數據。這就給我們帶來巨大的制度自信,而這是意識形態比較根本性的一個轉折,我覺得非常之重要。

鄭若麟:這個問題使我想起一個法國著名漢學家瓦蕾裏?尼凱(Valérie Niquet),她在法國國際關系與戰略研究所擔任中國部主任。她曾經連續七年在這個學會的年刊上預測“中國明年將崩潰”。但那時候他們這麽說,很多人相信的。但爲什麽他們最終崩潰了呢?就是我們發展太快了。

張教授有一句名言,“一出國就愛國”。要知道,像過去1980年代我剛出國的時候,有些人一出國就放棄自己的國家了,就留在外面。我1985年到法國的時候,一路從機場到巴黎市,一路看到日本的廣告,我說日本産品真厲害。到了市內,我說我去找找有沒有中國商品,我找遍了巴黎春天、Lafayette(老佛爺百貨)各大商場,只找到一個上海産的玩具鋼琴,40多法郎,正好我一個月的工資可以買。這是當時我在法國找到的唯一一件中國生産的東西。今天你看看,我2013年回來的時候,想給朋友們帶點東西,我當然想帶一些法國造的東西,但很困難,連奢侈品都只有兩個品牌不是中國造的,別的實際上都是中國制造。這就是變化,中國的發展太快了。

主持人:变化会给大家一种自信,变化也会给大家更好地认识我们国家的文化、制度,我非常建议大家去认真地读一读这份《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真的荡气回肠。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不懈奋斗。回顾这么多年党的历史,我们国家的发展历史,真的就是大家共同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感到骄傲。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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