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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人: 王越   发布时间:2022-01-04   浏览次数:

【導讀】 世界又在疫情中邁入了新的一年,也讓人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多了一些擔憂。


剛剛過去的2021年,是全球疫情的第二年。這一年對于中國來說,又是極爲重要的一年:我們迎來了中國共産黨百年華誕,開啓了十四五規劃,邁向第二個百年征程。


新年伊始,觀察者網專訪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爲,從“疫情新常態”聊到中國發展新模式,回顧剛剛過去的2021年,也對2022年做出新的展望。


進入“後西方時代”是新時代的特征


觀察者網:2021年我們又在不斷反複的全球疫情中度過了一年,根據您的觀察,相比新冠元年,在疫情第二年,我們是否已經適應了這種“疫情新常態”,應對的心態上有什麽變化?


張維爲:從2020年到現在,疫情還沒有完全結束,但我認爲已經形成一個抗疫的中國模式。我在2020年1月的達沃斯論壇時說過,如果中國模式應對不了疫情的話,那麽其他模式恐怕都應對不了,現在證明這個判斷還是對的。


現在所謂的“新常態”,就是我們適應中國模式下的疫情防控。相比之下,其他模式確實不如中國模式,特別是最近又出現“奧密克戎”變異株,大家更加感覺到中國動態清零的政策還是比較靠譜的。西方自認爲經曆過啓蒙運動,而啓蒙運動的核心是科學、理性和所謂的“現代性”,通過這次疫情防控,我們反倒可以看清楚誰更加理性、更加科學、更加具有現代性。


我認爲整個外部世界會越來越多地看到中國模式的好處,很多地方是值得他們借鑒的。


觀察者網:隨著疫情影響的深入,經濟上的沖擊越來越大,包括這個冬天以來,歐美紛紛陷入通脹和供應鏈危機。您認爲問題出在哪裏?該如何避免疫情將世界經濟拖入漩渦之中?


張維爲:如果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是唯一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換句話說,我們的訂單是越來越多,而不是越來越少。條條大路通中國,如果世界經濟要恢複的話,那就離不開中國。供應鏈危機也說明了這一點,其他選擇幾乎沒有,中國在經濟方面更加深入地嵌入全球經濟鏈中。


如果新的一年疫情還是那麽嚴重,各國經濟還是起不來,那麽中國將是世界上爲數不多的可以內循環的經濟體,而且國際上對中國的需求還會繼續增加,我們可以淡定一點,其他國家不知比我們擔心多少倍。


觀察者網:但令人失望的是,和上一年一樣,疫情似乎並沒有促進全球合作,而是繼續走向對抗和撕裂,甚至政治操弄疫情。相比之下,中國一直強調國際合作,堅持“動態清零政策”。從對待疫情的不同態度,可以看出中西政治文化有哪些不同?


張維爲:當初疫情爆發之後,我們《這就是中國》連著做了8期節目,後來我把主要內容進一步整合,專門出了一本書就叫《中國戰疫》,目的就是要對全世界把中國的事情說清楚,我們的國際傳播不能還是局限于個別中國元素,如綠茶、旗袍、功夫、熊貓等等。更重要的是,我們要講價值觀。


我們價值觀的第一條就是“人的生命至上”,而在美國特朗普執政期間,很明顯,他們的價值觀是商業利益(至上)。但最終,他們既沒有保護商業利益,又損失這麽多的生命,其結果是愚蠢的。而中國是生命至上,留得青山在,既保住了生命,又保住了商業利益。中國人的價值觀是權利義務之間的平衡,而西方只講權利,很少講義務,這種價值觀已經不能適應21世紀了。


另外,中國的新技術革命包括互聯網以及大數據的應用,西方媒體一開始認爲這些是違反人權的,現在他們自己也不得不開始使用。中國幾乎每一步都走在西方前面,這背後就是是否能在正確的價值觀指導下自信地做自己的事情。現代新技術的使用,最終要服務于絕大多數人,要以人民爲中心,中國這些價值觀的背後是我們的文化及其現代性,這將對外部世界産生很大的影響。


觀察者網:西方掀起針對中國的制裁和抹黑並沒有減少,我們面臨的國際輿論壓力也在不斷提升。但去年底的奧密克戎,也讓一些歐美媒體開始扭扭捏捏承認中國做得對。西方媒體的這種轉變,可以看做是他們對自身抗疫和政治政策的反思嗎?爲什麽會松口承認中國?


張維爲:我相信西方還是有很多明白人的,但因爲西方的政治正確,他們不敢大聲地說出來。我有很多西方的朋友(私下)都承認,在疫情防控方面,以西方社會的政治體制,西方連中國的1%都做不到。


現如今,西方對中國進行話語圍剿和誣陷,很大程度上是真的開始害怕中國的實力。硬實力上,他們知道中國遲早有一天會超過西方的,但西方有軟實力紅利,如果軟實力也開始崩塌,那他們真的是非常害怕的。


觀察者網:西方糟糕的抗疫表現和經濟衰退,也讓其在中東、非洲和拉美的影響力開始下降。發展中國家越來越開始反思美式民主和自由主義道路的弊端。我們目前也還看不到美國重新振作的迹象,這是否意味著“西方的終結”開始顯現?隨著歐美實力和影響力的式微,全球秩序又會發生什麽變化?發展中國家會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嗎?


張維爲:我從十年前就開始公開使用“後西方時代”的概念,這是有爭議的,一些非常認同中國道路的學者也認爲這個概念恐怕還爲時過早。


有人認爲,有些方面已經進入“後西方時代”,而有些方面還沒有進入“後西方時代”,這是兩種情況並存的時代等等。


但我覺得還是需要有精准的判斷。當年中國改革開放開始前,我們的判斷是“戰爭與和平”,後來明確是“和平與發展”,這並不是說沒有戰爭了,而是一個時代最本質的特征被抓住了,抓住之後才敢進行改革開放。


進入“後西方時代”是新時代的特征。我们过去三年中做了不少正确的判断,比如中美贸易战,当时我们的判断是美国必输,世界不再是由美国主导的。还有孟晚舟事件、疫情爆发等等,我们多做了比较正确的判断,这离不开我们对“后西方时代”的定性。


在某些方面,來自西方的影響是巨大的,但中國已經有底氣和定力來面對這些事情,西方的虛張聲勢沒有任何用處。


隨著歐美實力和影響力的式微,全球秩序必然不同于以往。如果是以聯合國憲章爲核心的國際秩序,中國的表態非常明確,我們予以支持和合作,但如果是以西方世界特別以美國爲主所主導的國際秩序,這將會産生很多問題,說的輕一點需要改革,說的重一點,很多方面要發生巨大的變化才行,因爲很多方面都是非常不合理的。


比方說,阿富汗戰爭花費2.3萬億美元,最後的結果是生靈塗炭、人民流離失所,財産損失不可計量。習近平總書記執政以來,政府對扶貧的投入大約等于2500億美元,就讓中國消除了最後的極端貧困,而這筆錢只有美國阿富汗戰爭軍費的十分之一。


12月初,我和BBC、CNN的記者說,如果采用中國模式的扶貧方法,理論上2.3萬億美能夠消除全世界的貧困,而美國只給阿富汗帶來了災難,阿富汗比20年前還要窮、還要亂,這說明背後的美國制度和國際秩序出現了大問題,而西方國家沒有一個敢承認,這場戰爭是個巨大的錯誤,這種國際秩序是不合理的。


西方要調整心態,承認錯誤


觀察者網:今年對于中國來說也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我們迎來了建黨百年,發布了黨的曆史上第三份決議,這份決議對于推動全黨建設和發展有哪些指導作用?


張維爲:六中全會的精神和決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曆史自信。


通過總結百年中國共産黨的奮鬥史,回顧一下我們爲什麽能夠成功,曆史經驗將指導未來。這三份決議都很重要,第一個決議確定了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黨內的正確性,這非常之重要,因爲當時主要是清算蘇聯教條主義影響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巨大破壞。


第二個決議是1981年鄧小平主政時期發布的,主要涉及如何評估文革以及對毛澤東主席的評估。鄧小平同志認爲,盡管文革有很多問題,但是堅決不能否定毛主席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也確定了鄧小平後來對改革開放的思想主導,所以它的意義怎麽評價都不過分。


如果說第一個決議上是我們決定建立新中國,第二個決議決定了改革開放和中國崛起的命運,雖然我們要摒棄過去一些激進的、不成熟的做法,但同時不能放棄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旗幟。


而最新的第三決議,是涉及到中國崛起之後面對整個外部、內部世界怎麽樹立新旗幟的問題。有點像是兩個世界之命運,因爲中國已經是整個世界的一部分,全世界都看著我們。


現如今,中國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有全球的意義,在很多方面,我們是領先全球的,即使有些地方還不如西方,但中國有很多做法也是創新的。我們將從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曆史實踐的角度,在總書記思想指導下進一步向前邁進。


觀察者網:從去年開始的,西方就開始刻意抹黑中國,把中共等同于中國,曆史上第三份決議又特別強調了黨的領導作用,該如何理解這個“黨的領導”?


張維爲:西方真的感到害怕了,因爲他們原來就覺得中國模式不可能成功,十八大是個轉折點。因爲那段時間是公知、帶路黨橫行的時期,西方很多政客和媒體真的認爲公知就代表真正的中國,他們覺得顔色革命就要成功了。


在十八大開會前一個星期,BBC采訪了我,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還會有十九大嗎?但他們沒想到,十八大之後我們強勢出擊,使得中國全面地更上了一層樓,我想西方有很多明白人都清楚。


以這次疫情防控爲例,我們所提出的阻擊戰、總體戰、人民戰爭,在西方模式下都不可能做到的,像共産黨宣言說的:“一個幽靈,共産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現在是一個中國模式幽靈在西方徘徊。


互聯網時代,讓更多西方民衆看到了中國的真實情況。西方一開始都不知道中國的真實情況,後來發現中國的防疫做得很好啊,我們怎麽連中國的百分之一都做不到?他們是真的害怕。所以西方心比較亂,中國心很定,核心的一條就是黨的領導。


這一點一定要說清楚,不能老是用套話或者是官話,要用學術研究的語言。中國是一個不同性質的國家,是一個曆史上由成百上千的國家慢慢整合起來的文明型國家。中國的曆史傳統就是一個統一的執政集團,辛亥革命時我們嘗試美國模式,國家就解體了,變成軍閥混戰。


古人都知道治理這樣超大型的國家,一定要有統一的執政集團,我們可以有“民主”,但是一定要注意“集中”,否則什麽事情都做不成。


所以進一步延伸,現在的關鍵是什麽?我們又有一整套新理念,包括建黨百年奮鬥史的經驗總結,我把中國共産黨表述爲“使命擔當黨”。


一般国家没有这样的政党,能够规划20年、30年、50年甚至100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对文明的延续和繁荣负责的政党。一般西方政党都是部分利益党,他们只管三四年后,其他就不管了。法文有个词说:“Après moi,le déluge”,意思是“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这是不负责任的体现,而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整体利益,所以中国是为数不多能够进行改革的国家。


21世紀所有國家都要進行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太多了,不改革就沒法應對挑戰,但改革最大的問題在于各種各樣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中國也有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但如果政黨代表人民整體力量的話,那就可以改革,可以逐步把阻礙給消滅掉。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爲什麽中國在互聯網應用方面走在世界前沿?中國的手機支付已經遍布全國,而西方國家卻做不到,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要克服各種各樣的既得利益。比方說,信用卡集團和銀行不願意接受手機支付,而中國是協商民主,政府能夠和方方面面的利益有關方以及互聯網企業坐下來一起商量。


人民有這方面的需求,我們也有技術手段,那就可以試一試,各方利益不要賺的太多,大家各退一步,所以我們的互聯網支付的費用非常低。像美國PayPal的在線支付和信用卡的利率都很高,雙邊都收錢,所以費用高昂。


在此過程當中,互聯網公司有自身的問題,我們需要逐步去完善,要在發展中解決問題,所以中國的互聯網産業名列前茅,但這只能夠由一個整體利益黨來做,部分利益黨不可能做得到。


觀察者網: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全球發展倡議”,這些帶有鮮明中國智慧的發展理念,將對我們正身處其中的“百年未有大變局”産生怎樣的影響?


張維爲:中國模式有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是每到一個曆史階段,我們都要對大趨勢做出判斷。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光是一面旗幟、一個口號,也是對整個時代發展大勢的一個判斷。在人類發展到這個階段之後,大家的命運是聯系在一起的,疫情防控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現在由于種種原因,西方不願意合作,結果導致四分五裂,疫情傳播越來越廣,如果大家能夠合作,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當初和美國人解釋,如果特朗普總統接受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不需要全部接受,接受10%、20%、30%都可以,那麽美國防疫情防控會比現在好很多,也不會退出世界衛生組織,不會甩鍋中國。美國也可以向中國借鑒防疫經驗,同時利用世界衛生組織的一些資源等等。


所以這些發展理念,不僅僅是對宏觀趨勢的判斷,同時也有非常實際的意義。很多人會覺得“和平與發展”是套話,但實際上有很大的智慧,既是對時代的判斷,同時也是對衆多問題的真知灼見。美歐爲何當時支持阿拉伯之春?因爲他們認爲這是一個民主化的時代,結果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帶來了歐洲最大的難民問題,把歐洲政壇整個給顛覆了。


現在,歐洲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外來移民,移民中大多數來自于非洲,爲什麽?因爲阿拉伯之春的失敗,再加上非洲還尚未發展起來。而“一帶一路”的一個重點,是幫助非洲發展起來,所以中歐之間應該一起幫助非洲發展。


非洲是世界人口增長最快的地方,如果發展問題解決不了,以後湧到歐洲的非洲移民還會越來越多,這些問題要靠“和平與發展”來解決。


觀察者網:在話語權方面,我們也變得越來越主動,比如提出了“全過程人民民主”來和西方的民主相區別,在人權、環保這些西方傳統上占據優勢的話語上都提出了挑戰。但也有外界將此解讀爲是“新的中國威脅”。在您看來,面對複雜的國際輿論形勢,該如何講好中國故事,讓更多人理解中國發展模式?


張維爲:很多西方的软实力是不利于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西方要調整心態,承認錯誤。比方说,西方只把人权仅仅局限于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但是还有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这些为什么不能多讲讲?


美國以反恐的名義發動阿富汗戰爭,侵犯了成千上萬阿富汗人的人權,死了這麽多人,現在的阿富汗比20年前還要窮,有更多人死亡、無家可歸,還有更多的疾病,一半的兒童營養不足,這會極大影響阿富汗民族未來的發展。


這一切的背後是美國軍工集團的利益,軍工集團的股票在這20年大漲,軍火商發了橫財,所以說,這個制度和國際秩序是非常不合理的。


就像我剛才說的,如果2.3萬億美元的軍費,都用到扶貧上,能夠消除全美國的貧困,甚至是全世界的貧困。現在的美國還有將近五六十萬的無家可歸者,洛杉矶、舊金山、芝加哥這些大城市都還有將近千萬人,生活水平低于國際貧困標准。中國要一直把這個道理和西方講清楚,這是我們需要做的事情。


(轉載: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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