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快三
發布人: 王越   发布时间:2021-12-22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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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們談到鄧小平非常耐心地向穆加貝介紹了他關于、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等問題思考,但盡管鄧小平對穆加貝做了非常耐心的解釋,但執著的穆加貝似乎還是有點不放心,他對鄧小平又說了這樣一句話,如果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將會給世界進步力量帶來巨大損失。


此時,我察覺到鄧公的面部表情中有那麽一絲不耐煩,這也是我多次給鄧小平翻譯中看到他的唯一一次不耐煩。


鄧把自己的煙蒂在煙缸裏掐滅,又一次習慣性地用食指點著前方,用濃濃的四川口音說了的這麽一句話:“我們還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他說得很響,很清楚。


然後又說:“一旦發生偏離這個、這個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我們的這個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幹預,把它糾正過來”。


鄧接著說:“開放政策是有風險的,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腐朽的東西。但是,我們的這個政策、社會主義的政策、我們的國家機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夠去克服這些東西的。所以呀,事情並不那麽可怕”。


鄧以這樣的口氣,這樣的措辭,談這麽一個敏感的問題,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縱觀人類曆史,沒有一個大政治家是回避暴力的,鄧小平不宣揚暴力,但他的切身經曆使他可能比任何人都了解中國的曆史上出現過的多少混亂和動蕩。


在我的感覺中,鄧的腦海裏總是有一幅當年國家震蕩、兵荒馬亂、血流成河,國無甯日,經濟停滯,百姓遭殃,民不聊生的意象。


鄧小平主政後,下了決心,把追求中國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放在最優先的地位,結束給國人帶來無數災難的各種動蕩,使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人間正道,一百年不動搖。


回头看来,为了制止中国再次陷入混乱,邓是作了最坏打算的。我后来替邓公做翻译,几乎每次他都谈到“中国不能乱”这个主题。不管如何评论这些年中国政治的风风雨雨,不管中国的体制仍存有多少不如人意的地方,不管中国今后变革还会经历多少迂回曲折,但邓小平“中国不能乱”的觀點似乎已成为当今中国多数人的共识,这是弥足珍贵的。


縱觀鄧小平關于穩定的論述,他主要聚焦幾點:


一是黨的領導的穩定。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首先取決于是否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領導核心,這個政治領導核心就中國而言就是中國共産黨。


二是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穩定。鄧小平特別強調要保持黨的基本路線的穩定,提出“十三大制定的路線不能改變,誰改變誰垮台”,“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要長治久安,就要靠這一條”。


三是人民一定要團結。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只有團結,才能統一。他指出:“安定團結十分重要。加強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首先要加強黨的團結,特別是要加強黨的領導核心的團結”。


到了1989年,當時許多社會主義國家普遍陷入動蕩,從蘇聯到東歐國家,都面臨各種各樣的“顔色革命”,各種大大小小的動蕩開始出現。


鄧小平針對當時的形勢發展狀況說:“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麽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他強調:“我不止一次講過,穩定壓倒一切。”鄧小平講“穩定壓倒一切”,當時中國的現實形勢面臨著如何保持穩定的問題。


鄧小平在這一曆史發展的關鍵時刻一錘定音,義無反顧地強勢回應了西方勢力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挑戰。


回望那个时期,当时中国有两种政治力量,一种是一批大学生所代表的,他们心中的英雄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当时也正好来北京访问,学生打出的口号是“今天的苏联,明天的中国”,英雄凯旋般地欢迎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当时的觀點是政治改革压到一切。


新中國經曆了這麽多風風雨雨,在當時的知識界不少人中間,這個口號是有吸引力的。


另外一種力量是以鄧小平爲代表的政治力量,他認爲蘇聯這樣做是愚蠢的,一定要把改善民生放在第一位,其他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都一定要服務于這個目的,照搬西方模式,搞政治改革壓倒一切是愚蠢的。


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认同邓小平的觀點,对于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治大國如烹小鮮,只要保持穩定,經濟上奉行比較開明的政策,絕大多數人都會感到高興,中國人勤勞,只要有政治穩定和比較開明的經濟政策,人民和國家都會富裕起來,這叫雪中送炭,然後再一步一步錦上添花,我們就是這樣一路走過來的。


中國今天取得如此巨大的奇迹,都是以政治穩定爲前提條件的。


過去的三十多年裏,就我自己走訪過的國家中,由和平轉入動蕩乃至戰亂的國家就有十幾個:超級大國蘇聯瞬間四分五裂,斯裏蘭卡內戰爆發,孟加拉國陷入動蕩,尼泊爾危機四伏,黎巴嫩重陷戰火,科特迪瓦沖突加劇,索馬裏戰亂不斷,一個和平繁榮的南斯拉夫瞬間分崩離析,一分爲七,一個初步繁榮的敘利亞瞬間被戰火吞噬,成爲“人間地獄”。


塞爾維亞駐日內瓦聯合國機構的大使沃克維奇先生曾是我的學生,並爲我寫過一篇比較鐵托和鄧小平的論文,他是這樣結尾的:“鐵托死後,他的南斯拉夫很快就煙消雲散了,而鄧小平死後,他的國家成爲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之一”。


1989年之後,鄧小平同中央負責同志又進行了重要談話。他回顧了黨史,指出黨在遵義會議以前,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做到。


他說,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任弼時等同志,弼時同志去世後,又加了陳雲。到了黨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劉周朱陳鄧六人組成的常委會,後來又加了一個林彪。這個領導集體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鄧小平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第三代領導集體也必須有一個核心,就是大家現在同意的江澤民同志。


在中國發展的那個特殊階段,江澤民發揮了領導核心的作用,爲中國的順利崛起做出了曆史性的貢獻。


曆史發展還證明了鄧小平的另外一段話:中國的事情,關鍵在共産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有一個好的常委會。


國家的命運、黨的命運、人民的命運需要有這樣一個領導集體。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整個國家的面貌又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這次疫情防控的巨大成功,使無數國人真正感受到黨的力量,社會主義制度的力量,這也再一次證明了鄧小平這個論斷對于人民共和國的長治久安,對于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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