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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人: 吳夢琦   发布时间:2021-12-15   浏览次数:


導讀

從全球關注到草草收場,美國的民主峰會並沒有爲自身民主衰落找到解決之道。然而在世界的另一端,中國學者已經開始探討後西方時代的中國模式和中國學。


124日,由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觀傳媒、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東方學刊》主辦的“2021思想者論壇”在上海召開。本文爲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爲在會上的主旨發言,他從這次論壇的主題“後西方時代”“中國模式”“中國學”三個概念入手,認爲我們需要爲後西方時代做好准備,推動中國學研究回歸中國,並走向世界。


張維爲發言

這次會議的主題之一是“後西方時代:中國模式與中國學”,我想圍繞主題中的三個概念,談一些看法,講講這三者之間的關系。

首先是“後西方時代”。這個概念能不能站住腳?我認爲是能夠站得住腳的,當然實際上是有爭議的,剛才馬丁·雅克先生的發言提到,全球在有些方面已經進入“後西方時代”,有些方面還沒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現在是一個“後西方時代”和“非後西方時代”並存的時代,這樣四平八穩的表述也不是不可以,但它未能抓住這個時代最本質的特征,它過于靜態,不夠動態,不能夠反映中國人講的“勢”。


我覺得“中國模式”的一個特點就是對時代定性比較准確。比如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對時代的定性就是“和平與發展”,不同于文革時期的定性“戰爭與和平”。這種定性的改變並不是說戰爭不存在了,而是說時代的主題變了,大勢變了。如果沒有對“和平與發展”的定性,我們是不敢啓動改革開放的。當面臨的情況和問題非常複雜時,能否對時代特征和時代大勢做出一錘定音的判斷,這十分重要,後來證明鄧小平這個判斷是正確的。

我最早用“後西方時代”這個概念,大概是在2011年出版的《中國震撼》裏。過去幾年,我們對一些世界大事的正確判斷,都與這個定性有關。比如說中美貿易戰,當時我們的判斷是美國將輸掉這場貿易戰,依據是美國對中國的外貿依賴已經大于中國對美國的依賴。孟晚舟被抓,我們的判斷也是美國最終將不得不釋放孟晚舟,盡管美國的長臂管轄當時還沒有失敗過。疫情防控也是,我們在第一時間指出這場疫情不會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而更可能是美國的“切爾諾貝利”,背後是我們認爲美國國內治理水平已經明顯落後于“中國模式”,在這個意義上,世界已進入“後美國時代”和“後西方時代”。不少人認爲中國現在還要繼續韬光養晦,我們認爲中國已經長成姚明的個子了,不能躲在潘長江後邊了,背後也是對時代定性的判斷不同。

第二概念是“中國模式”。我從上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使用“中國模式”這個概念,一個原因是早年我給小平同志做翻譯,他曾多次用“中國模式”,後來我覺得很奇怪,爲什麽中國不讓使用這個概念。我記得一次《紐約時報》問我,說中國領導人說沒有“中國模式”,你爲什麽說中國有“中國模式”。我說這不正好說明中國有言論自由嗎?當時在多數情況下,學者使用“中國模式”概念是沒有問題的,當然也碰到有人堅持要我把文章中的“中國模式”刪掉,我說那這樣文章就不發了。

我們對“中國模式”的認識是建立在紮紮實實的研究基礎上的。什麽是“中國模式”?“中國模式”就是指中國自己的一整套制度做法、理念和制度安排,它與“中國道路”相通,只是“中國道路”的意識形態色彩更強一些,而“中國模式”更多是一個學術話語,更爲中性。

此外,到現在爲止“中國道路”還沒有找到最合適的英文翻譯。幾年前,如果你在谷歌上搜索“中國道路”,顯示出的更多是“交通規則”、“北京路”、“南京路”,還有“中國路”。我記得2013年的“8·19”講話中,總書記使用了“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後來,總書記多次講過,我們既不照搬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也就是有中國模式,但我們不輸出。

我經常指出,學術研究和宣傳是有區別的,不能把學術研究僅僅看作是官方政策的解讀,那是要犯大錯誤的。中央對我們國家高端智庫的要求是進行“前瞻性、戰略性的研究和政策儲備”。“中國模式”本身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道路”是官方話語,是意識形態,有其莊嚴性。相比之下,“中國模式”作爲學術話語就更加中性,在這個概念下,我們可以討論“中國模式”的長處在哪裏,不足在哪裏,怎麽克服不足等等。從學理上把“中國模式”研究透了,對理解和傳播“中國道路”都有好處的,因爲你對中國道路的理解具有了更多的厚度、廣度和前瞻性。

後來,我也總結過不認同“中國模式”的主要有幾種人:第一種是本質上反對中國自己一整套做法、理念和制度安排的人。第二種是一些人認爲提出“中國模式”就是爲了輸出,這是不准確的。我們根本沒有這個意思,過去幾十年,我們經常說深圳模式、蘇南模式和浦東模式等,指的就是這些地方成功經驗的總結,沒有強加于人的意思。第三種就是不那麽自信的人,認爲中國的經驗還不成熟,還沒有定性。其實與時俱進就是中國模式的最大特點之一。


第三個概念是中國學。國外的中國研究,基本上是兩個傳統,一個叫Sinology(漢學研究),主要側重于對中國的曆史、文化、傳統、古代哲學等的研究,從最早的利瑪窦到後來的李約瑟、馬悅然等等,都是這樣。冷戰開始後,美國開始了蘇聯研究,隨後又有了中國研究,英文叫China Study or China Studies。但這些研究脫胎于冷戰時期,意識形態色彩很重,西方中心論和西方話語主導,對新中國的解讀往往充滿偏見,這種影響延續至今。

所以我們一直主張讓中國學回到中國,我們應該把中國學從西方話語中解放出來,我們要確立中國人自己對中國和世界的主流敘事,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上升,國內也産生了一批中國學研究機構和項目。主要分兩類,一類是針對外國留學生的英文或中文學位項目,總體學術水平不高,特點之一是刻意回避中國政治。另一類是對“海外中國學”進行二次研究的中國學,大多流于譯介、傳播和細節研究,缺乏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的自信與能力。

中國學可以大致這樣定義:廣義上,中國學一般指關于當代中國的研究(China study 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y,相對于“漢學研究 Sinology”);狹義上,它一般指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視角出發的關于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的研究。更直白地說,就是用中國人自己的話語確立關于中國的主流敘述,並逐步影響外部世界的中國研究。中國學的研究和突破對于講好中國故事,解決“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也是現在中央非常重視的項目。這也是我們中國研究院現在正在做的工作。

關于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如果我們將時代定性爲後西方時代的話,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全世界都想聽到中國的聲音,這和過去很不一樣。現在,我們有各種各樣的論壇,各種各樣的機會來講述中國故事,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我們很多人的心態還沒有轉變過來,如同馬丁·雅克先生剛剛講的,官氣太重,套話太多,與西方的普通公衆脫節,這既有溝通上的問題,也有自信心不足,只會照本宣科的問題,也有中國學素養不夠的問題。

只有把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真正搞清楚,只有讓中國學真正崛起,我們才能建立起比較完整的中國敘事及其相關的知識體系,我們才能真正影響後西方時代。非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成功好奇心非常巨大,甚至可以說是兩眼放光,期待學到你的真經,因爲這麽多年他們走西方道路都沒有成功。現在看到中國成功了,都想了解中國成功的經驗。但由于中國學研究不夠等原因,我們的對外傳播效果還不是那麽好。

反過來,中國學強了,把中國模式說得更清楚了,我們就可以更好地影響後西方世界。舉個例子,122日,應中國公共外交協會的邀請,我參加了“中外學者談民主”高端對話會。主辦方對整體效果的呈現非常滿意。我做了一個簡單的計算:過去20年,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中花費了2.3萬億美元,帶來了無數生靈塗炭、流離失所,以及無法計算的財産損失,今天的阿富汗比20年前還要窮。而中國自習總書記主政以來,中國各級政府的扶貧投入加在一起,大約是近1.6萬億人民幣,折合成美元大約爲2500億美元,大約是美國花在阿富汗戰爭的1/10

我當時問BBCCNN這些外媒的記者:美國的民主制度出了什麽問題?爲什麽不能用這些錢來解決美國自己的貧困問題?解決世界的貧困問題?理論上,如果結合國情借鑒中國模式的話,2.3萬億美元大概可以使全世界脫貧,但美國卻選擇將這些錢花在阿富汗戰爭,花在殺戮、破壞、侵犯人權,這背後是美國民主制度早已被美國軍工利益集團綁架。21世紀的美國連這個問題都解決不了,怎能不一路走衰?怎麽有資格來跟中國談民主問題和人權問題?換言之,中國學研究,也包括把中國作爲一種方法,一種參照系來分析和研究外部世界,我們也一直在這樣努力,希望我們這次的思想者論壇也能在這個方向上做出更多的探索。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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