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快三
發布人: 王越   发布时间:2021-11-15   浏览次数:


“這是一個普通人通過奮鬥改變自身命運的勵志故事,也是一個牽腸挂肚、兒女情長的感人故事,這個故事能打動中國人,也能打動外國人。柯文思導演多次說,在中國,最打動他的就是普普通通的中國百姓。”

“翻譯是講好中國故事特別重要的一環,從翻譯的角度,我們應該如何有效地去提升中國的國際傳播能力,從而更好地講好中國故事呢?”

在東方衛視11月8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第120期節目中,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爲教授和英國著名導演柯文思先生,通過講述《柴米油鹽之上》紀錄片背後的故事,一起探討如何更好地講述中國故事。

張維爲演講:

隨著中國迅速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們也面臨新的挑戰:中國越是成功,西方媒體對中國的造謠、汙蔑就越是厲害。我個人認爲這不一定完全是壞事情,甚至可以說既是壞事,也是好事。

說它是壞事,因爲西方對中國的攻擊越來越沒有底線,連“新疆出現種族滅絕”這樣的彌天大謊都能編出來,西方主流媒體大肆炒作和傳播,讓不明真相的人相信謊言,確實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

說它是好事,因爲它表明西方敵對勢力對于中國的成功崛起已經無招了,無可奈何了,除了造謠汙蔑外沒有其它辦法了。

中國人相信物極必反,當西方媒體只能靠下三濫的手段誣陷中國,它在中國的公信力就徹底破産了,它在世界的公信力離徹底崩潰也不會太遠了。

此外,西方虛構創造的中國形象已經如此惡劣,令大多數中國人笑掉大牙,這反而極大地加強了中國人民的團結,使西方勢力在中國的“帶路黨”的日子越來越難熬,甚至使講好中國故事的難度降低了不少。

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是互联网世界,我们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晒晒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照片、視頻、文字,把真实的中国景象、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片段展现出来,从晨跑到手机支付、从坐高铁到广场舞、从玩游戏到快递和同学聚会,美轮美奂的都市夜景、祖国的大好河山,现代中国是如此丰富多彩,如此朝气蓬勃,如此现代时尚,当这一切都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时候,西方媒体散布的谎言将不攻自破。

我希望我们国家的互联网治理政策,在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的同时,将变得更加开放,让普通百姓能够越来越多地通过图片、視頻、音乐、文字等等,与外部世界交流他们熟悉的一切,大家谈自己生活中的乐趣和烦恼,谈中国的美食和休闲,谈自己生活的城市和农村,这些都是永恒的老百姓话题。

如果我們能夠通過互聯網,讓外部世界看到一個個真實的中國人,我相信老外都會被震撼,就像他們一踏上中國的土地就會被震撼一樣,他們會發現今天的中國和西方媒體描述的幾乎完全不一樣,今天的中國是如此繁華、便利、安全、時尚、自信,既傳統又現代,既多元又一體,雖然也有不少問題,但哪裏沒有問題呢?關鍵是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和速度,今天的中國是最不害怕國際比較的。

最近几年,短視頻事业飞速发展,谁都可以记录自己生活中美的瞬间,谁都可以动动手指发现生活之美。一大批优质的原创创作者,涵盖了社会、娱乐、风景、美食、旅游各个领域,比方说,四川姑娘李子柒诗情画意的田园风格的視頻,在国内外都广受欢迎,同时也是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成功案例。

其實,普通百姓不僅能講好文化故事,也能講好政治故事。我記得去年中國疫情緩解後,BBC記者在北京街頭采訪市民,他問一個服裝店的老板娘,你們疫情控制得怎麽樣?老板娘快人快語地說,“當然啦,中國就是這麽有活力,就是恢複得這麽快,哪像你們國外,什麽都不管”。記者又問另一個雜貨鋪的大叔同樣的問題,這位北京大叔也憋不住笑了起來:“反正比你們國家強多了。”

這種發自內心的自信能感染人,能打動人,因爲它真實,有鮮活的生命力。人民心中有杆秤,這次疫情防控對全體中國人民是一種大規模、開放式、體驗式的中國自信公開課。

中西方的制度全方位的比較天天都在進行,我想中國制度優勢非常明顯。中國人民對自己的制度優勢、文化優勢的認知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麽親切、這麽直接、這麽深刻。除了普通人講好自己的故事,我們還要講好普通人的故事,這些故事會感動我們自己,也會感動外部世界。

爲此,我們今天專門請來了知名的英國導演柯文思,他是兩屆奧斯卡獎的得主,目前定居在上海,他的足迹已經遍布了中國很多地方,他拍攝了不少聚焦普通中國人改變自己命運的紀錄片。

不久前,他推出自己的新的紀錄片《柴米油鹽之上》,聚焦雲南山區的村支書書記、不懈奮鬥的雜技演員、白手起家的民營企業家等等,紀錄片中的人物都通過自己不懈的奮鬥,改變了命運,他片中的中國普通百姓,勤勞、向上、奮鬥、平和、自尊、熱愛生活。他們是今天中國社會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一個縮影。

我看了這個紀錄片,內容很注意細節,片中,一個貧困戶從雲南一個落後的小山村搬到縣城裏的新居,一位母親第一次戰戰兢兢地用手,摁居民樓的電梯開關,她可能是第一次摁這樣的開關。在寬敞的新居裏邊,外面下著大雨,她的小兒子激動地說,“媽媽,這裏不漏雨,這裏不漏雨呀”。

幫他們脫貧的村支書私下抱怨說,我一個月工資才2000多塊錢,現在做扶貧,每個月開車燒的油錢就要1000多元,但是他還是兢兢業業地做扶貧,他說這是黨交給我的使命,沒得商量的。

他靠愛人在工地打工的收入,來彌補家中的不足。我想我們就是靠著這樣一大批無怨無悔、挨家挨戶做工作的基層幹部,才實現了扶貧事業的巨大成功。

電影裏還描述了一個在河南農村貧困戶家庭長大的孩子,從小住校學習雜技,訓練非常苦,但孩子很爭氣,後來成爲了國內的雜技明星,現在在上海擔任雜技劇《戰上海》的主演。

他自豪地說:“我屬于上海,上海也屬于我,但我也不忘記自己的家鄉”,他每年都抽時間帶著孩子回家鄉看父母,因爲沒能給撫養自己長大的爺爺送終而感到內疚,他說自己不能再愧父母了,和父母每見一次面,就少一次見面的機會。

一方面,這是一個普通人通過奮鬥改變自身命運的勵志故事,另一方面,這是一個牽腸挂肚、兒女情長的感人故事,這兩者都是非常真實的中國故事,是每天都發生在我們生活中的故事。

它能打動中國人,也能打動外國人。每個故事結束之際,柯文思導演都做一個言簡意赅的點評,從普通人的故事提升到中國的發展和巨變。柯文思導演多次說,在中國,最打動他的就是普普通通的中國百姓。他們勤勞、樸實、向上、不屈不撓、樂于助人,中國普通老百姓的品質使他感受到中國的溫暖,也使他的敘述更有動力。

坦率講,我自己也是每天充滿感激的人。光是此時此刻,我們可以想一想,有多少醫護人員和邊境人員在守護著我們的國門,我發自內心地感激國家,感激創造中國奇迹的每一個人。我們做這個節目某種意義上就是向奮鬥在中國各個戰線的無數個普普通通的中國人致敬!正是有了你們,我們才如此自信!

柯文思演講

大家下午好!我來和大家講講我是如何來到中國的。很多年前,我在紐約美國廣播公司工作,他們給了我一項令人興奮的項目,拍一部關于中國是如何實現快速現代化的電影。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機會,但我從來沒細想過爲什麽?爲什麽是我去拍?爲什麽一個初級的電影制作人,被賦予如此重大的責任?

後來,我才發現我的每一個美國同事都拒絕了這個項目,因爲沒有人對一個不發達的第三世界、共産主義國家的旅行感興趣。在記者、紀錄片導演看來,派去中國是個“艱苦的職責”。當然,我很幸運,我離開了紐約去探索這個複雜而迷人的神秘國家。

幾個月來,我走遍了中國,遇見了各行各業的人。從四川的山村,到散布在長江和黃河岸邊的社區。我不僅震驚于當地的貧窮和物資短缺,還被中國人民的堅忍、樂觀和堅定不移的精神所打動,人們都非常努力地工作和生活著。很明顯,如果這些動力都朝著一個清晰的願景運作,這個國家將勢不可擋。那段旅程開啓了我對中國和中國人民一生的迷戀。

三十年後,我再次回到了中國,那是2013年,我已經認不出這個國家了。那時一場非凡的複興已經發生了,中國正在成爲全球超級大國。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獲得了應有的地位,散發著自信和樂觀。與我在上世紀80年代看到的完全不同,當時有營養不良的兒童和物資匮乏。今天,中國養活了14億人口,中國社會可以說是改天換地。中國應該對此感到無比自豪,但其它國家是否意識到了這些發展?我對此表示懷疑。

當我思考中國與西方的關系時,我看到了一個根本性的困境:中國需要被世界其它國家更好地理解,但不知爲何,真正的理解總是難以捉摸的。說實話,中國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贊賞和尊重。盡管現代通訊如此發達,我們西方人對這裏發生的事情仍然知之甚少。當我們不理解某件事時,我們會害怕它。

在地緣政治中,幾個世紀的灌輸已經在數百萬人的頭腦中牢固地建立了“西方特殊論”的神話,我們對一個幾乎無法理解的文明的恐懼,可能會使我們迅速犯下災難性的錯誤。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把上海称为我的家。对我来说,中国的改革和复兴是本世纪最大的新聞。中国一直是社会学和技术奇迹的摇篮,所有这些都可以被做成引人入胜的电影故事。作为一个导演,我总是渴望发现独特的故事,中国就是那个不断提供灵感的礼物。

我很高兴听到张教授提到“数千万在网上发布照片、視頻和故事的普通中国人”。这些融入了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微小而迷人的生活片段的“迷你电影”,比无数国家赞助的节目更能打动人。

如果西方觀衆能看到更多“中國人真誠和幸福的日常生活”,人們偏見的轉變將是迅速而有力的。我們越覺得“你們”和“我們”差不多,就越容易接受中國和中國人民。隨著阿富汗最近的變化,以及西方帝國國家建設計劃的支離破碎,重新平衡中國與世界其它國家之間的“理解赤字”變得更加緊迫。

我并不天真,我不相信几部受欢迎的电影和老奶奶跳舞的网络帖子能化解西方对中国发动的 “宣传圣战”。但我坚信,对认识和理解的人发动战争,比对不认识、价值观和原则格格不入的人发动战争困难得多。

中国人觉得了解美国,是因为美国了解“大众文化”的力量。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通过各种媒介讲述他们的故事。用情感来讲述“美国经历” ,这些故事能引起全世界觀衆的共鸣。我们从中国听到的很多东西似乎都集中在“成就”上;最大、最快、最高,来自“美丽中国”的各种技术进步,但没有人性的一面。为什么一个充满风土人情的国家,缺少人情味的故事?

幾個月前,我執導了《柴米油鹽之上》,一部中國“小康社會”的系列紀錄片,爲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國人民投入了大量資源、辛勤工作和善意,展現了這個國家公平、有人情味的地方。

我的每部電影講了窮人的故事,他們的生活因中國曆史性的經濟改革的浪潮而改變。這些故事本可以用深奧的政治概念、大量的事實和數字來講述,但這會感動我們的觀衆嗎?可能不會。通過在普通老百姓中找主角,誠實和幽默地講述他們的生活和愛情,他們的成就、掙紮和失敗,我們在世界各地都有欣賞這個作品的觀衆。

事實上,世界並不渴望關于中國的數據信息,我們已經被數據壓得喘不過氣來,但我們渴望了解普通人的故事,我們欣賞那些中國曆史性轉變中的人們,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得失。我們越好地講述這些故事,中國就越會感到自己受到尊重和欽佩。這也是我最希望的:讓全世界充分了解中國的成就。

我們的作品越是能夠凸顯中國人的價值觀和人情,就越能向西方世界證明:中國的崛起並不意味著西方的衰退。通過這樣做,也許我們可以盡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來避免文明之間可能爆發沖突的戰爭言論。謝謝大家!

圓桌討論:

主持人:在今天圓桌的部分,柯文思先生非常重要的合作夥伴、中方制片人韓轶也來到了現場,想請韓轶講講柯文思先生平時工作狀態是怎樣的?

韓轶:柯導一個非常典型的完美主義者,他對于整個拍攝從調研到最後的細節都非常地要求完美。

柯導在我們前期的調研會做得很久,每一部影片他都是事無巨細地參與其中,因爲他一直以來的理念認爲,我們來自于不同的文化,講不同的語言,但喜怒哀樂是一樣的。

主持人:《柴米油鹽之上》片中的生老病死,那些情感放諸整個世界,大家都是一樣的。所以,認認真真地觀察中國人的故事,完全是可以讀懂中國老百姓的。

張維爲:講中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並且講得真實,我相信效果會非常好的,這樣的故事既能打動我們自己,也能打動老外。

柯导发言中反复强调,他说中国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我们的叙述缺乏技巧,比如,说话要讲人话,自然而然地讲,人就是这样,有时候很成功,有时候很失败,有时候会犯很愚蠢的错误,这就是真实的人,真实的故事。  

主持人:確實,我在柯先生演講中也注意到,他說習慣用一些詞語來描述,比如最大的、最長的、最高的,或者用比較多的數據,但是他認爲最重要的是跟人有關的故事。所以,問一下柯先生,您覺得從人出發,去講普通人的故事,這點對于很多中國故事的講述者來說也非常重要?

柯文思:如果中國人能把中國的故事講給世界聽,那會更真實。問題是中國沒有這樣的傳統,也沒有電影制作方面的技術傳承。中國一直忙于養活衆多的人口,以至于沒有多余精力放在制作電影上。電影固然重要,但是次要的。現在越來越多有才華的年輕人進入電影學校學習。我們知道中國人的學習能力非常快。我希望五年之後,有整整一代來自中國的年輕電影人講述中國故事,這樣我就可以休息了。

主持人:我覺得柯文思先生非常難得的一點,他來到中國,會真心地會靠近、認識中國人,會認識中國。但現在我們注意到,並不是所有的西方人都有打開視角,我想問這個阻礙在哪?

張維爲: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包括像美國大使館、歐洲駐北京使館,他們的大使人員拿額外的艱苦地區補貼,因爲中國當時條件比較艱苦,很多人不願意到中國來做事情。

現在,中國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我曾經跟外國人討論過這個問題,比如說中外交流中,我們都承認中國故事沒有講好,另一方面,西方國家確實在打壓中國,它害怕中國崛起,這個原因也是有的。

我們也有自己的原因,我們希望講得非常完美,不出一點差錯,實際上真實的故事反而有力量,我曾經給中國領導人做翻譯,老外與中國領導人交往更注重一些細節,非常有人情味,中國文化也是很注意這個的,有時候幹脆講得人性化一點,那會打動很多老外。

韓轶:自从我跟柯导合作以来,我们做的这些影片跟国际关系或多或少有一定的联系,再加上我自己原来在加拿大学新聞,所以对这个体系有一点了解。这几年,我们对整个西方的新聞界是非常失望的,新聞本身应该有的客观与真实已经被曲解了。而且,我们暂时还没有话语权,什么都由他们说。正好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时候。

所以我們也會有很多的探討,我們也做過中方觀衆和西方觀衆的區別,我覺得除了文化,重心還是人的故事,不管這個人在中國從事什麽,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很開心,這個開心是不用翻譯和解釋的。

如果拿《柴米油鹽之上》來講的話,我們收到的西方觀衆的反饋說,哇,原來中國人生活是這樣子的,他們也會爲這些事情掉眼淚,他們也會爲這件事情而高興。我們想要通過電影人的努力,把這種認知上的差距縮小一些。

主持人:我們一直在說變化中的東西,可能還是有很多人並沒有來過中國,對這片土地缺乏很多的認識,所以想問一下柯文思導演,您有沒有收集過來自西方的觀衆們的反饋和回應?

柯文思:我想通過一個小故事來回答這個問題。曾經有人讓我拍攝一部關于美中關系未來的影片,我們在2013年著手拍攝,拍攝的時候正值特朗普競選總統,當時他發表了很多反華的言論。

我們在特朗普執政期間完成了這部電影。當時,針對中國的言論變得越來越尖銳,甚至有些瘋狂。那幾年,非常普遍的一個觀念就是,中國是敵人。如果你說任何關于中國的好話,你就是被中國政府“收買”了。

在中國問題上只有兩種立場:要麽“反中國”,要麽“被中國收買了”。中國沒有任何辯白的機會,上來就是被一棒子打死。因此,我們花費了很多時間和金錢,制作了一部我認爲非常有力的電影,但發現讓西方人持開放的態度來看待它仍然很難。

坦率地講,我獲過兩次奧斯卡,有過四次奧斯卡提名。但是如果我繼續拍攝關于中國的電影,我將永遠不會再被奧斯卡提名,絕對不會。

我們這樣做不僅僅是出于利他主義的原因,我認爲世界需要聽到故事的另一面。因此,我們正在努力爲一種文明展示人性的一面。我們只是一個小小的電影公司,我們非常努力,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來自中國的幫助。

主持人:聽了您的話,我想大家心裏會蠻遺憾的,在這種情況下,您還是會繼續按照您的這種視野和角度去講述中國普通人的故事嗎?

柯文思:不管風雲如何變幻,中國崛起的趨勢勢不可擋,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令人矚目。

坦率地說,我走遍了世界各地,在86個國家拍過電影,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偉大的冒險。對我來說,講述中國的故事非常重要。

我在美國生活了26年,但美國右翼的崛起讓我已經認不出美國了。我覺得這是非常危險的政治氣氛。因此,我覺得必須嘗試讓中美雙方握手,通過一些媒介和方式,讓我們在人性上達成和解。我知道這聽起來非常天真,或許是這樣的。但雙方一定要在人性上互有認識。否則,我認爲我們所處的境地會非常危險。

觀衆提問:

觀衆:今天的中國比曆史上任何時候都更開放了,現在很多外國人也來到中國,通過互聯網來實時地觀察和了解真實的中國。但讓人疑惑的是,爲什麽國外對中國的偏見沒有消除,反而加深了呢?

柯文思:因爲西方國家認爲中國正在越來越多地侵占它們的“領域”,西方的反動勢力利用中國的成功來宣傳反對中國。告訴民衆你會失去工作,因爲有中國人要搶你的工作。這種謊言非常可怕,它不一定是真的,但這也並不重要。這是一種政治策略,用于服務美國反動的右翼勢力。不幸的是,這種策略非常成功。

張維爲:我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真的崛起了,帶給西方世界的震撼。我們最近看到索羅斯的一系列講話,全面地抹黑中國,背後是他真的害怕了,想要控制主流敘述話語權。

所以,他們想要控制這個地區和國家的大多數人不能了解到真實情況,他們不會促進相互了解,而是故意創造對立。

韓轶:確實是這麽一個困境,我們做這個片子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我們的內容在互聯網上傳播的很快,但是被打上了“你是政府資助的”標簽,一旦有了這個標簽,傳播的有效性就會打折扣,還有一個問題是,我們不掌握主流話語權,發聲也比較困難。

張維爲:我有一个觀點,长时间地看,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我经常想我们可以潇洒一点,把这个任务交给老外,一旦他认识到自己并不了解中国,犯了一些错误后,他就拼命想要了解中国。

觀衆:我看了柯文思導演的作品《柴米油鹽之上》,它是有雙語字幕的,我發現翻譯其實是講好中國故事特別重要的一環,我想請教各位老師的問題是,從翻譯的角度,特別是從中譯外的角度,我們應該如何有效地去提升我們的國際傳播能力,從而更好地講好中國故事呢?

張維爲:你講的這個問題是中文翻成英文,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主要是語言背後的文化不一樣,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比如,習主席講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如果你在翻譯“金山銀山”的時候,用什麽golden(金)、silver(銀),這肯定是有問題的。翻譯的時候要把握准確的含義,然後把它表述出來,絕對不是照字面意思翻譯出來。

还有一个例子,当时,我们的领导人会见撒切尔夫人,他说我们中国人是一诺千金,我们的翻译就翻得特别认真,说是一千盎司的黄金,后来撒切尔老太太说,That’s a lot of gold(那真是好多黄金)。这说明翻译的问题不是在字面上,而在意义上。

韓轶:我们做字幕花的心思非常多,除了张老师讲的字面上的含义,我们还要去考虑画面上字幕的长短,因为可能出现一种翻译是十个单词,一种翻译是五个单词,但它是一样的。最后呈现五个单词,觀衆的视觉接受会更快。他的眼睛可以更多地放在画面上,而不是依靠字幕。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尽量用画面来讲故事。

您看第一集他们搬出山区的时候,没有一句对白,可是主人公的情绪是非常丰满的,这就是画面语言。也很欣慰地听到这位觀衆注意到了我们的字幕,因为我们在那上面花得心思非常多。

柯文思:對我來說,困難在于中文是一種極其簡潔的語言。因此,如果我想用中文表達,音節會非常快,一下子就過去了。從我的角度來看,要拍一部中文電影是非常困難的。

我们要为西方觀衆翻译成英文,传达出相同的意思,字幕就要长很多。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调整电影的节奏。我们要制作一部节奏更均匀的电影,每个镜头都要长一点,把画面拉长,以便能够把英语装进它所需要的空间,从而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我记得有一部影片叫《流浪地球》,它有英文字幕。那部电影的节奏很快,我坐在那里看电影,英文字幕咻咻咻地飞。结果我根本不知道电影讲了什么,因为一行字幕还没看完另一行就来了。那简直是一场噩梦。所以,有时需要在电影中加入一些电影制作技巧,改变影片的节奏,这样西方觀衆才能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如果說我對中國電影有什麽整體性的意見的話,就是紀錄片和電影感覺非常書面化。感覺是有人寫好了劇本,讓你去搜集影像。所以,中國紀錄片裏有好多好多的文字,而在我的影片中,有很多很多的圖像。

文字是次要的,我們最終要做的是用圖像講故事,而不是用文字講故事,電影是一種視覺媒介。如果有人和你分享了一些非常深層次的情緒,當他們講完時,將鏡頭聚焦在他們臉上,最後的那張臉會比他們說的任何話都有力量。就像莎士比亞說的,一張圖片勝過千言萬語。對于中國電影來說,這一點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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