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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人: 吳夢琦   发布时间:2021-09-29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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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給大家講了我在外交部工作的開始階段,包括接待菲律賓第一夫人伊梅爾達馬科斯,今天繼續我的回憶。


1983年夏天進外交部翻譯室工作後不久,就遇到一個問題:當時我們的行政級別還相當低,但我們已經開始給黨和國家領導人做翻譯了。
領導人會見外賓的談話記錄,很快成爲機密文件,按當時的行政級別,我們無法閱讀這些文件。

然而大家知道,給領導人做翻譯工作,又要求我們熟悉領導人談話的思路、風格、口氣乃至表述習慣。

換言之,你要經常看這些談話記錄,才能更好地做好工作。

當時,全國上下都充滿了改革精神,翻譯室過家鼎主任說,這不行,我們要打報告給外交部領導,爲我們年輕翻譯開一個綠色通道,這個報告很快被批准了。

這樣一來,我們這些高翻新手就被破格允許閱讀鄧小平等中國最高領導人會見外賓的談話記錄。但只能在翻譯室的機要室裏進行,不帶紙筆,不能做筆記。但即便是這樣,這也是一個不小的突破。

就我個人而言,細讀中外領導人談話很快成了我在翻譯室工作的最大樂趣之一。

鄧小平的不少談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比方說,1982年鄧小平與朝鮮領導人金日成的幾次談話。


我記得一個頗有意思的細節:當時朝鮮的經濟非常困難,金日成對鄧小平說,這些年朝鮮自然災害嚴重,我們正在盡一切努力來克服自然災害。


然後他提到一個方法,大意是鹌鹑蛋的營養比雞蛋高兩到三倍,但飼養成本比養雞要低一倍。


他說,從營養學角度說,飼養鹌鹑比飼養雞禽更劃得來。


他還提到他曾經和巴基斯坦總統奇亞哈克將軍也談過這個事情,巴基斯坦也這麽做的。

我覺得這種敘述很新鮮,想看看鄧小平是如何回應的。


沒想到鄧小平沒做任何特別反應,只說了這麽一句:我們中國工作的重點還是放在解決思想路線問題,這也是鄧小平當時腦子裏正在轉的東西,他在考慮大規模的體制改革,而非小打小鬧。


順便說一句,巴基斯坦總統哈克將軍Zia-ul-Haq,我和他也有一面之交,對這個領導人有深刻的印象。


那是19851117日,我陪同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訪問了一個國家叫阿曼,我們去參加一個盛大的慶祝活動,不少國家都派出了領導人,包括巴基斯坦的總統。

那天,應哈克的邀請,姚依林與他進行了一個小時的會晤,在阿曼首都馬斯喀特進行的。


哈克曾經是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上將,但197775日,他發動了一場政變,推翻阿裏·布托總理,自任軍事管制首席執行官,後來又出任總統,他那幾年巴基斯坦經濟不錯,他在國內的威望一度也比較高。

他與姚依林交談的一個主要內容是希望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發展更加積極的關系,我們當時與阿聯酋這樣的國家已經有外交關系,他想推動中國和沙特阿拉伯建交,這是中東影響力最大的國家之一,姚依林說,沙特現在可能還有困難,但我們有耐心。


哈克也希望中國在阿拉伯世界,在海灣地區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巴基斯坦是一個民情國情很複雜的國家,我也去過好幾次,以後有機會和大家再聊。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這個國家從上到下,無論誰執政,對中國友好都是一致的,也就是我們說的“巴鐵”。


我們和他見面是1985年,三年後的1988817日,齊亞·哈克乘坐的專機在國內飛行時發生爆炸,飛機起飛後不久就爆炸,他和機上人員全部遇難,享年64歲。

我聽到這個消息也很震驚,一個給我印象相當積極的領導人突然消失了,確實感到震驚。

後來估計是反對他的巴國內的恐怖主義組織在飛機上安裝了定時炸彈,但到今天也沒有定論。

讓我們還是回到金日成和鄧小平的談話,那次小平同志主動向金日成介紹了他19789月訪朝後,視察中國東北和華北地區時所發表的一系列談話。後來被人們稱爲鄧小平的“北方談話”。

大家知道我們改革開放是從1978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鄧小平的“北方談話”是這次會議之前三個月進行的,當時沒有發表,後來陸陸續續有一些人的回憶文章,如果我們要研究鄧小平,研究改革開放的曆史,那麽鄧小平1978年的“北方談話”,和他1992年的“南方談話”是非常重要的材料,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許多改革開放思路形成的過程。

鄧小平告訴金日成他在東北三省沿途反複講“思想路線問題”。

鄧說他19777月複出後,首先做的就是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從此開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討論”,鄧特別指出:“只有解決好思想路線問題,才能提出新的正確政策”。

鄧小平在與金日成的談話中還講了一些肺腑之言:“1978年在東北三省到處說,要一心一意搞建設。國家這麽大,這麽窮,不努力發展生産力,日子怎麽過?我們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難,怎麽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他說,“我們幹革命幾十年,搞社會主義30多年,截止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資只有四五十元,農村的大多數地區仍處于貧困狀態。這叫什麽社會主義優越性?”

鄧小平的“北方談話”還展示了他強烈使命感和緊迫感。

他告訴金日成他在東北視察的時候反複提出,“要迅速地堅決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當時在華主席的領導下,全國上下正在大規模開展一個叫作揭批“四人幫”的群衆運動,而鄧小平則認爲要適可而止,然後果斷地把整個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時任沈陽軍區司令員的李德生回憶這段經曆時說,鄧小平對我講:“對搞運動,你們可以研究,什麽叫進行到底?永遠沒有徹底的事。通過運動主要是把班子搞好,有半年的時間就可以了。運動不能搞得時間過長,过长就厌倦了。…… 究竟搞多久,你们研究。有的单位,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結束。”

鄧在“北方談話”中多次強調“要按經濟規律來管理經濟”,這也是當時關于經濟改革的表述方法。

鄧小平說“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

他在沈陽聽取中共遼甯省委工作彙報時說:鞍鋼改造以後,必須是按照經濟規律來管理。

他還提出,政府是不是要考慮變成爲企業提供服務。

他在長春視察時談到:實現四個現代化,“關起門來不行”,“要吸收國際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吸收他們的資金”。他強調說:“世界在發展,我們不在技術上前進,不要說超過,趕都趕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義。” 

在大慶視察時,他問大慶有沒有計算機?每天開機幾小時?聽說每天只開兩小時,他不滿意,說那同撥算盤差不多,花那麽多錢做什麽。他指示要把計算機設備利用起來。

他還說:計算中心要統一規劃。從大到小,大大小小配套起來,形成一個網,像電網一樣。必須保證每天工作24小時,誰用誰出錢。

鄧小平當時就對新技術新管理相當了解。

今天回顧這段曆史很有感觸,當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在小打小鬧,包括推廣鹌鹑養殖等,他們總體上還是力圖通過小修小補來擺脫中央計劃經濟困境的時候,鄧小平已經明確主張:解決經濟困境的關鍵在于“解放思想”,在于“實事求是”,在于改革開放,在于探索一條“新路”。

換言之,鄧小平考慮的不是“治標”,而是要“治本”。

鄧小平的這種遠見和勇氣爲後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提供了強大的動力。

如果沒有這一切,中國還是在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內只是滿足于各種微調的話,那中國不可能像今天這樣迅速的崛起,人民生活水平也不可能提高的那麽快,我們都是過來人,每想到這一點,都會百感交集,感歎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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